批判国内各种恶现象的同时，不容许外人对它多加诟病；千方百计移民国外，却仍然对母国念念不忘。我们似乎对自己的国家有一种天然的信仰。民族主义究竟是怎么产生？在移民大潮中，民族主义情怀有什么变化？3月19日，美国著名学者、民族主义理论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在清华大学讲学，分享他在“民族主义研究中的新困惑”。
对国家的信仰
在民族主义研究过程中，有两个长期困扰着我的困惑。第一个困惑：为什么我们都认为自己的国家是好的？你可能会给出充分的反例来予以否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会对自己的国家抱有一定程度的这种信念。
第二个困惑比较有趣，人们无论来自欧洲、美洲还是亚洲，都会提出这种疑问：我的国家所做的，究竟是对是错？不过这意味着，无论你的国家是对是错，你依旧热爱它。在这里我们意识到，国家和宗教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在多数情况下，世界上的宗教都声称自己永远是对的，信仰这些宗教的人也觉得这种宗教一定是好的，犯错的只可能是人类。但你看民族主义和宗教关系的时候，会捕捉到民族主义中一些重要的东西，那就是：国家不会下地狱，也不会上天堂，它是一个完全历史性的存在。不过这也表示，如果你对国家做了坏事或是好事，也不会因此下地狱或上天堂。国家对坏人的惩罚、对好人的奖赏是非常简单的，地狱永久的煎熬、天堂永恒的至福，这些在国家里是不会发生的。
有趣的是，即便是在最发达的国家，这种对国家的信仰也会让你感到不自在。这种信仰的情形很像最简单、最古老的宗教：泛灵论（认为任何物体皆有灵魂的一种原始信仰）。
羞耻感与割舍不掉的民族情感
19世纪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哲学家，他们针对各个主题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见解和理论，但从未有人提出一套民族主义的哲学，原因在于它太困难、太复杂了。
我认为，有一种情感对于理解民族主义至关重要。举个例子，我过去常常陪母亲一道逛菜市场，我的父亲去世了，因此我需要帮母亲拎购物袋。我的母亲总是会和店家还价，而且表现得很
冷漠：“不不不，这块肉不新鲜，这鱼闻起来太腥……”这些不过是信口开河，她只是为了把价格砍下来。而我，一个九岁的男孩实在是为此感到羞耻，恨不得钻到地缝中去。实际上，还有很多妇女做的事情和我母亲并无二致，但我不在意她们，我只在意我的母亲。
在你和让你感到耻辱的人之间，存在一种无法割断的联系，这是一种非常亲密的情感。在越战期间，抗议队伍中许多示威者是老年人，他们说：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对自己的国家感到惭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些？政府为何要说谎？他们没有用“罪恶感”这个词，他们说的是“羞耻”，这是民族主义哲学中非常值得一提的地方。
在民族主义中，有一种人性化的关联，这是一种你必须承受的情感，虽然它毫无用处。无论国家是好是坏，个人都和它存在某种割舍不去的关联，这就是所谓的民族情感。羞耻感就位于民族情感之中。
好人已经死了，未出生的人是纯洁的
我想探讨几个对民族主义产生重要影响的观点，有了这些观点的支持，民族主义会变得更加可信、更具说服力。
第一个观点：好人都已经死了。他们的形象出现在历史书中、传奇故事中，我们会尊敬他们。这种对死者的看法非常重要，那些历史上的英雄或是恶棍确实对国家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不过都发生在过去，它们无法对当下的国家再起作用。
伟大的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成为教授之后做了一次讲演，斥责当时的德国统治者不作为，资产阶级贪婪、自私，工人们傲慢自大。我们得出这样的印象：德国的每一个人都毫无指望，除了他自己。韦伯还经常想象，千百年后的德国人能够在回顾这段历史时，发现这里存在着真正的德国人，尊重他们，并且向他们学习。他强调，我们必须要景仰先贤。韦伯的例子在于引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历史在不断发展演进，但对于我们来说，最重要的莫过于像子孙后代所期待的那般生活。
第二个观点：未出生的人是纯洁的，孩子们是我们的希望。我们这一代制造了可怕的错误，但值得庆幸的是未生者的永续。这同样也是民族主义所体现的——我们必须为未生者做出一定程度的牺牲，我们在教育、税收、环境、国防等各种方面的竭尽所能，并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那些仍未降临于世的未来。这种至关重要的民族主义所具备的力量，取决于人类“自我救赎（补偿）”的意念——我们做了错事，那么我们至少要为后代谋得最好。
民族主义产生于流亡过程
十八世纪末兴起的第一波民族主义运动浪潮，主要集中在西半球，尤其是海地和北美。这些运动以反对帝国中心的暴力革命为主，并且成功摆脱了帝国中心的控制。这些结果是建立在移民群体和控制他们的帝国中心（宗主国）拥有同样的语言、宗教、文化的前提之上的，他们是一些不在英国、西班牙的英国人和西班牙人。
当然，西半球只是移民浪潮当中的一部分舞台，中东和中国的移民也在历史发展中有着显著增长，尤其是在蒸汽船使得安全移民成为可能之后。
一个人从呱呱落地到组成家庭再到叶落归根都在同一个地方，这样一种期待仍是现代民族主义思想的一部分。引用阿克顿勋爵的一句话说，民族主义是在流亡过程中产生出来的。到18、19世纪变成了一种政治的力量。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和亚洲都被分割成许多支离破碎的小部分，很多民族，如波兰人、匈牙利人、捷克人，拥有了自己独立的、可以终老的国家。但与此同时，资金、电报、飞机、统计等蜂拥而至，资本主义颠覆了这个一辈子生活到老的地方的概念。从18、19世纪到20世纪末期，很多人飞去美国。随着移民的增加，美国开始有了排斥外国移民，包括排华移民的趋势。
移民群体的远程民族主义
在过去50年中，移民从发展中国家流向世界权力的中心。当他们到达伦敦或者美国的一些发达城市后，他们会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留在家乡呢？我们可以在全世界范围内看到这种思乡之情或负罪感。这是一种极度情绪化的非正常民族主义，通常是由他们忽视自己在母国的经历所导致的。研究美国这些移民内部发行的报纸，会发现这种矛盾的情感，尽管报纸上写满了母国的罪恶和贫困，但移民们仍然对家乡念念不忘。
二战结束后，90%的泰国总理都是中国后裔。他们不会直说自己是中国后裔，而是通常说自己是炎黄子孙，但现在已经是泰国公民了。当然，这样的论断总会使舆论哗然，以至于他们经常在公众场合为自己辩解。这种远程的民族主义会使人依然感受到母国的重要性，但同时又在不断为自己的新身份辩护。
我在印第安那大学遇到一位希克裔（穆斯林的一个新分支）教授，他说他经常感觉很压抑，因为他的儿子变得很激进，希望在印度的每一名希克裔年轻人都要做好为独立、为抗争献身的准备。他对儿子说，你为什么不让自己的孩子去抗争前线呢？他儿子突然变得很惊恐，说他把孩子带来加拿大就是为了避免他们遭遇不测。这是多么不道德的行为！作为移民国家的公民，却还受到母国民族主义情怀的影响，随着移民数量的增多，这将是当今世界要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
■整理/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匡萍
延伸阅读
《米沃什词典：
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
广西师大出版社/2014.2
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米沃什，颁奖词称他“以毫不妥协的敏锐洞察力，揭露了人在激烈冲突的世界中的处境”。作为“20世纪最重要与最恐怖事件的目击者”、“创新兼反叛的思想者与触角”，米沃什是著名流亡者，更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或许是最伟大的”。本书是以毫不妥协的敏锐洞察与博学诙谐写就的人生之书，是米沃什进入生命最后阶段回顾与总结人生与时代的回忆录，吸收了20世纪时代的美好与糟粕，展开了深邃广袤的精神地图，为20世纪历史文化立传，以文学作为永恒的纪念，充满着丰富体验、高度智性和深沉情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