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甥出生证上“生母”写成自己，亲生女儿因此有超生嫌疑没法上户，女子刘丽为此备受折腾。受繁琐手续所累，刘丽坦露“家丑”：因自己在深圳工作，前夫在老家与妹妹日久生情，事发后，她与同在深圳的妹夫同病相怜，也生出感情。最终两对夫妻离婚，姐妹俩互换丈夫再婚。（2月18日《南方都市报》）

    姐妹“换夫”，证件现乌龙……原本在《知音》里才有的离奇剧情，却在现实中上演，委实让人不可思议。就错综关系与繁复情节而言，它确能满足不少人的“猎奇欲”，但从当事人疲于办手续和“家丑说”看，这带给该家庭的，是麻烦与羞辱感。

    看上去，这像是段“错位婚姻”：姐妹“换夫”，家庭“重组”，势必带来身份信息切换成本，出生证“乌龙”、为孩子上户难，就是由其衍生而来；更艰于承受的，则是它难免会受到世俗眼光评判，认为其牵涉到婚姻伦理。

    但在该事件中，其实更应被聚焦的问题，不是“换夫”，而是这类婚姻遭际生成的社会背景——在某些农村地区，不少夫妻长期分居、“聚少离多”，“外出打工”与“留守”制造的地理意义上的间隔，造成其沟通疏怠与情感涵养的困难，而这对其婚恋关系是种冲淡，甚至是瓦解。

    如有研究就指出，夫妻间流动与留守的性别分工，既造成部分家庭经济条件改善，但也容易造成家庭内部矛盾与观念隔膜。如在距离掣肘下，双方的交流机会较少，感情裂缝也可能随之出现。而这，就为婚姻危机埋下祸根。

    眼下，农民工夫妻“亮红灯”的景象尤为常见。在有些地方，“临时（露水）夫妻”等现象也大量存在。针对农民工夫妻离婚率攀高的状况，在全国或地方两会上，不时有代表委员建言，提供农民工夫妻房，或降低城市保障性住房申请门槛，或给农民工放“探亲假”等，以纾解他们的现实需求。

    应看到，因“外出打工”与“留守”造成的隔离式困境，是附生在城乡二元体制沉疴之上的，这堵围墙，本就难拆除。更别说，很多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就如媒体所描述的，像泡面一般只为满足基本生存所需，感情基础薄弱。它们在“聚少离多”的砥砺下，自然更容易遇挫。

    姐妹“换夫”，的确不常见，但两段夫妻关系的“结构重组”，很大程度上，就跟“外出打工”与“留守”的隔离模式有关，它是外界环境作用下的产物，也势必再度将“夫妻分居与感情涵养”的命题，抛在社会面前。

    说到底，“换夫”下的错位婚姻，于情理而言，它无违法规伦常，我们该多些理解，但也不能罔顾背后的社会症结：“外出打工”与“留守”二元格局，正制造出太多的婚恋变故，而姐妹“换夫”，不过是其微观投射。

    ■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