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大朗水霖学校初中部学生日前爆料称，临近期末，学校要求班主任填表上报“班上最应该被开除学生”名单，如果期末期间再“犯事”，就会被开除。对此，大朗水霖学校回应称，学校要求班主任上报的只是差生名单，以便于学校安排老师“一对一”辅导。

    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中有一个这样的情节：主人公所在的班级班费丢了，教官怀疑是出了“内贼”，竟荒唐地要班上同学投票“选”小偷。结果引起全班同学集体反抗，就连平素最听话的优等生沈佳宜，也不计后果地站起来大声说:“教官,你不能让我们怀疑自己的同学”。

    表面上看，教官的动机是好的——为了查出“内贼”，找回班费；票选的方式，似乎也很“民主”。但还是遭遇强烈反弹，究其原因，一是再良好的动机也不能不择手段，过程的荒谬必然使结果偏离正确的方向，良好动机最终只是掩饰邪恶目标的借口；二是“票选”小偷，看似尊重全体同学的意见，但如此简单粗暴的手段不仅可能误伤无辜，根本上还是想要推卸自身责任；三是票“选”小偷的过程，将会导致同班同学相互猜忌，同学间十数年的友谊与区区班费，孰轻孰重，同学们用反抗教官的方式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东莞大朗水霖学校“推选”差生的方法也极其类似：名单每个班级4人，由各科老师选出，然后班主任填写上交学校。与电影中不同的是，现实中的水霖学校不是学生“票选”内贼，而是老师推选差生，但两者内在逻辑与可能产生的后果却并无更多差别。如先前所分析的那样，是想开除学生，还是想“一对一”辅导，动机如何已不是第一重要。有教无类，好的老师眼里应该没有优生、差生之别，缺的只是因材施教，尤其是对可塑性较强的初中生；即便有成绩上的优劣之分，在不同学科的老师那里，结果也必定不一样——因此，老师选差生，既有违师德传统，也不科学。

    而该校却比影片中的教官更过为己甚，不仅让各科老师选“差生”，还给各个班级分派了指标。这么做，其实也是在推卸责任。众所周知，《义务教育法》规定，学生即便违反了学校管理规定，学校也无权开除，而且在校内也不能分重点或非重点班。但是以每个班各科老师推选4名差生的办法，既规避了教育法规，又在实际上做了优劣区隔，真若迫使差生“另找学校”，那与选“最应该被开除学生”又有何异？方案设计得越是滴水不漏地“聪明”，就越显得校方狡黠与自私。

    在学校下达的任务指令下，老师与学生必然在执行与抗辩之间直面利益冲突，十数年的师生之情也将面临着割裂。由是而言，学生向媒体爆料，也是类似于电影中对教官的集体反抗。

    再推而言之，为求更加优化的内部教育资源配置以提高教学业绩，校方是不是还可以由学生票选最差老师呢？结果未可预料，但假如教育管理部门组织师生票选最差校长，这所学校肯定会有学生将票投给自己的校长，那又将是怎样的尴尬？

    教育是百年树人的精细活，如果在政绩或经济利益的驱使诱惑下，唯教学业绩是举，教育将变得功利而粗鄙，也将造就一个功利粗鄙的未来——虽言之偏重，但不能不慎言谨行。■本报评论员  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