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日下午，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在山西太原演讲时表示，走过183个国家，最主要的体会就是“人民至上，人民万岁”。在旧中国、封建时代，县以上官员被称为“父母官”。李肇星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老百姓才是所有人的“父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父母官”的说法是错误的——前外交部长李肇星做出了这样的纠正。而事实上，现在而言，“父母官”仍然是一个屡屡见诸于报端的名词，使用频率依旧很高。直到李肇星给我们提的这样一个醒，许多人才有了恍然大悟的感觉。

    “父母官”，首先是一个褒义词。我们常说官员要“爱民如子”、“替民做主”，就是说这个道理。在古代，我们常把地方的县官比作百姓的“父母官”，并且，老百姓也渴望自己地方上能够出现一位称职的“父母官”。然而，时过境迁，将“父母官”这样一个褒义十足的词放到当下，却有着许多的不合时宜。用李肇星的话说就是，“老百姓才是所有人的父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是劳动人民创造的。”

    讨论谁是“父母”，不是简单的辈份问题，还能够厘清权力的来源与服务政府的理论依据。说得俗一点就是，父母爱孩子和孩子爱父母，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爱。至少，父母有时还有训斥或打骂孩子的现象，而作为儿子，不仅要对父母奉献孝心、义务赡养父母、帮父母办事，还不能啃老，等等。说得文雅一些，现代政府观念中，官员和政府的权力，自然都来自于老百姓；权力运转的资金基本来源于公众的纳税和罚款。如此语境下，只有老百姓才能算是合格的父母，他们才是家庭的顶梁柱。

    我们的词典中，之如“父母官”这样的旧名词还有许多。依现代政治理论，能够发生对等关系的称谓，更应该是“纳税人”和“服务型政府”，“公民”与“公仆”。那些之如“子民”、“臣民”、“贱民”甚至是“刁民”等带有严重的歧视性和不对等性的称谓，都应该换成公民、公众之类的现代名词。对于官员而言，也存在许多“青天大老爷”之类的词，这显然是信赖于人治而不信赖法律或是信赖体制的表现。

    纠正“父母官”用法，对于社会的进步，有着不可估量的意义。在笔者看来，是关乎“开民智”的大事。100年前，梁启超曾说，“今日之中国，其大患总在民智不开。民智不开，人才不足，则人虽假我以权利，亦不能守也。”而“开民智”的方法或路径，必须要从点点滴滴做起，要从纠正每一个错误的、根深蒂固的旧思想、旧词汇开始，只有这样，公众的集体意识才会有彻底的转变。

    名词的变化，有时候能带动整个社会的进步。纠正“父母官”的错误用法，蕴含了权力对人的尊重、政府要提高公共服务意识等现代政治理念——这是一种常识的归位，也能够促进公众智慧的提高，助推公民社会的建成。

    ■王传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