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井底“住了十余年”的王秀清，终于无“家”可归了——被媒体报道后，北京朝阳丽都广场南门西侧的住人井已被全部封死。当晚，归来的洗车工王秀清只好搬进附近的废弃岗亭蜷缩一夜。隔日，这间废弃的岗亭也被拆除。与此同时，多家单位愿意提供工作机会，也有公司希望资助三个孩子从现在至大学毕业的学费。王秀清11岁的小儿子说“平常上下学走在路上，看到井盖时，就会想起来，我爸就是在那底下住着的。”（12月8日《新京报》）

    在“井底人”的新闻被媒体曝光，导致穴居之所被城市管理者堵死，最终黯然离开城市后，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了媒体这个“好事者”，认为如果不报道居住于井底的人，他就不会连一个栖身之地都没有。在这里，媒体的急公好义与底层人士需要遮掩、躲藏的一些权利成为了一对矛盾体。媒体固然希望借由舆论产生良好的社会助力，甚至希望由此影响政策观念或导致出台具有帮扶性质的公共决策，但很遗憾，社会济困反应迅速出现，带来一股暖意与安慰，市政当局却让人齿寒的无动于衷。

    “贫者无立锥之地”，这已不再是历史深处曾有过的社会痛感，通过“井底人”王秀清的真实情况，我们可以毫不费力地感受底层的悲情与无奈，就像一些城市为了避免流浪人员夜居桥底，特意修砌水泥尖锥一样，这种行为无非是用最快捷、有效的手段使城市符合管理者心目中的堂皇气象，以及建立一种以牺牲底层群体换来的严明秩序。

    当然，不排除城市管理者因公共安全等其他原因而将井口堵死，但公共防范举措的背后必须要有与之相应的救济措施，否则便只会将因防范而限制其选择自由的人逼进无路可走的死胡同。正所谓“要么给他福利，要么给他自由。”作为政府管理者，你给不起福利，至少要给人选择最低成本生活的自由，如果你无法在他们低成本生活的基础上予以制度性保障，那起码不要剥夺他以此为根基的可持续性生存权利。

    “井底人”王秀清给记者算过一笔账：“如果租房子，一个月最低要300元，而他每个月工资只有两千元，在应付家庭开支、子女学费等等之后，每个月自己身上基本所剩无几，而因为自己这十年来一直穴居井底，仅仅是房租这一项便省下了几万元。”这只是经济账，还有一笔账乃关乎尊严，没住到井底之前，王秀清曾因露宿街头而被城管关进狗笼过，井底虽说潮湿憋闷，但除了可以缓解经济负担外，还能让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被对待。如果说福利的缺失只会使人深感经济压力巨大，那么选择自由的荡然无存则只会让人毫无尊严。

    媒体报道“井底族”后，那些井立马被封了；王秀清无奈住废弃岗亭，随即管理人员又把岗亭也一并拆了，与这些冷血行为相对比的是，不少社会好心人士在看到新闻后主动为其提供经济、工作援助。王秀清在感动之余也因为“不想给政府添麻烦”而回到怀柔去了，而在熙熙攘攘的城市里，还有不少正“给政府添麻烦”的人游离于大厦之外，找寻着能够遮风蔽雨的一席之地。

    突然想起近代城市刚刚兴起时流行于欧洲的一句话：“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这句话长期以来一直被视为城市的真正文明内涵，如今，这个内涵恐怕只剩下了一声叹息。

    ■本报评论员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