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张立勇在该省法院刑事审判工作会上表示，今后要改变旧有法庭设置，以去除对被告人“犯罪化标签”：刑事案庭审时不能让被告人坐铁笼子，不再剃光头、穿囚服。被告应穿便装和辩护律师坐一起，和控方“对抗”。

    1996年3月第一次修正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明确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亦即说，从那时起，即便成为被告人，只要没有经过严格的司法审判程序，都应依法享有完整的公民权利，包括各种人格与人身权利。从这个角度来说，坐铁笼子、剃光头、穿囚服，这些施诸普通公民身上理所当然被视为侵权与违法的限制措施，加于被告身上也理所当然地是侵权与违法，并无他异。

    但是，在司法与审判实践中，这种种带有人身限制和羞辱的“习惯性动作”不仅屡见不鲜，甚至成为常规。不同寻常的，倒是能够如常人一样便装出庭；再能够和辩护律师冠冕堂皇地坐在一起，与控方你来我往、唇枪舌战地“对抗”，除非奢望，就是特权了。

    由此而言，被告人去“犯罪标签化”的要求，就至少具有两层意义：一是保障被告人的基本公民权利与人格尊严；二是恢复司法与审判过程中的程序正义，重塑公信，维护法律自身的权威、尊严。

    此外，严格来说，坐铁笼子、剃光头、穿囚服，并非仅具形式上的犯罪标签意义，也能称得上是具有实质意义的惩罚。且不说坐铁笼、穿囚服具有明显的人格侮辱意味，就说“剃光头”，仿佛如理发般地没有肉体痛苦，甚至有监管机构会借口卫生与管理的需要，说成是被告人“自愿”而为，但究其实际，对被告人产生的人格贬损与心理压力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早在我国上古时期，就有剃掉全部头发或部分头发的髡刑作为耻辱刑流行，所以，剃发所带来的羞辱，即便是对于中小学生也会产生要跳楼的后果。某种程度上来说，这种法外惩罚，不仅有违“罪名法定、罪刑相当”的司法原则，也会对社会传统伦理产生一定冲击。

    因此，贴了“犯罪化标签”的罪犯，相当于未经审判就先受到身心惩罚，而在接下来的庭审中，与控方还未抗辩，就自然会先失去气势。如此庭审，难言公平公正，相应就难以保证审判质量，最终流失的还是司法公信。在这一层面上，为被告人去除“犯罪化标签”，实际上也是为司法、审判贴上一道“质量检验合格证”。

    而回到问题本原，被告人“犯罪化标签”的粘贴本身就不具备合法正当性，但在执法乃至审判过程中却被熟视无睹，这种执法犯法的状况，根本原因还在于对公民的权利没有足够尊重，权力自我扩张而失范。

    所以，河南省高院改变旧有法庭设置的安排，具有某种象征意义：重新摆正权力与权利的位置。权力和权利不失衡，才会抵达法平如水的法治境界。十八届三中全会重申：“建立健全全社会忠于、遵守、维护、运用宪法法律的制度。坚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应该也是这个意思。■本报评论员  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