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传言称实名举报原副部级官员、国家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的知名媒体人罗昌平已从媒体副主编一职离任。27日晚，罗昌平向记者证实，已不再负责《财经》杂志的采编业务，“是单位将我调到了研究院”。有猜测调职与之前举报有关，但罗昌平未正面回应调职原因。（11月28日《云南信息报》）

    尽管距被举报者刘铁男被中纪委立案调查已半年有余，但举报者罗昌平仍旧未曾离开公众的视线。公众的持续关注，首先源于作为媒体高管以举报者的形象出现在公众视线，且被举报者高居副部级，实为罕见；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举报人保护制度不尽完善的现实中，举报者罗昌平的命运始终给人以想象。

    这种想象或者说担忧，即便在刘铁男被调查后都没有完全消除。此次罗昌平调职，尽管尚没有确切的原因指向，但公众将之与此前的举报联系在一起，实属条件式反射，毕竟举报人的命运变数，在现实中有太多的前车之鉴。罗昌平调职研究院，假若并非传言中的“被离职”，或许是一个相对而言“皆大欢喜”的结局。但罗昌平的“转型”，并不意味着他那场引发激烈效应的举报所揭示的反腐困境已经得到改观，其身后所留下的反腐问号，注定留待历史解答。

    成功举报刘铁男之后，有舆论认为这是对于反腐的“里程碑”式推动。对此，罗昌平本人坦言，并不看好这一说法，认为仅仅只是个案的突破，对制度本身并无贡献。从目前而言，当事人的这一说法，无疑显得更为客观。且不说长达五个多月的举报过程，令其本人和围观者充满担忧，更凸显出反腐背后的各种角力和不确定因素，说明有效的制度化举报对接机制还远未成熟。在没有“香艳日记和不雅视频”的条件下，能够成功扳倒副部级官员，又确实在某种程度上证明了政府的反腐决心；但由于不可复制，此种试探，对于反腐制度缺陷的揭露与验证，或更应当被视为真正的意义所在。

    在一个反腐乃“急民众之所急”的社会背景下，实名举报副部级高官，确实带有点堂吉诃德式意味，因此也不乏有人将罗昌平称为反腐英雄，但其实并没有必要。在一个理性而健全的反腐制度之中，选择做举报者只是一位公民的正常权利。而每一个在法定权利内的举报者都应该拥有可被确定的命运，这本身就该是反腐制度建设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正如罗昌平称自己的举报“既要有抗压能力，又要有对事实的核准能力，还要有把握时机、聚合资源的能力，这些都不是一个普通人能具有的”——他的成功举报所对普通举报者的超越程度，恰是目前包括举报人保护制度在内的反腐制度建设距离完善的距离。

    在公共意义上，罗昌平的“转型”绝非只是媒体人的转型。从最初的举报动机被猜测，过程中所经历的数次波折，到最终成功举报，再到今日的转型。虽然没有确切的证据证明这种命运发展的关联性，但于反腐制度建设远未完满的时代格局中，这些行进中的个体命运，和其所呈现的反腐机制性弊端与启发，注定是一个国家反腐进程中不能被忽视的注脚。

    ■朱昌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