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岁中秀才  25岁当老板  40岁任上海总商会会长

    曾国藩外孙聂云台：灿烂之极，归于平淡

    贰 信仰之变

    妻子病逝、事业失败的双重打击                 

    大中华纱厂的创办，标志着聂家经济的发达和聂云台企业活动的高峰，同时也标志着中国民族纺织资本发展的顶点。但顶峰的风光背后，掩藏着巨大的危机。

    20世纪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大部分西方国家百废待兴。此时的中国军阀混战，人民深受其苦，加上水灾、旱灾频发，人民苦不堪言。刚结束战争的西方各国急待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拯救本国企业，外国资本气势汹汹卷土重来，华资棉纺织业遭受重创，聂云台也未能幸免，其经营的各企业大多遭受巨大损失。家族企业恒丰纱厂负债60万两银元，中美贸易公司损失30—40万两，中国铁工厂差点被债权人拍卖，号称“模范纱厂”的大中华纱厂于1922年开始正式经营时就已面临全面危机，最终因不胜债务负担于1924年以150万两的低价出售。

    聂云台心中的苦闷并没有枕边人可以诉说。聂云台18岁时娶妻江西太和萧氏，婚后夫妻感情甚笃，很快就有了孩子聂光堃，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然而，萧氏身体气血虚弱，无法言语，视力受损，于1917年离开人世。

    遭遇到妻子病逝、事业失败等人生危机，聂云台开始寻求一种新的精神寄托。

    崇拜托尔斯泰和甘地

    聂云台曾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 他的英文老师是在中国呆了三十多年的著名英国传教士、学者傅兰雅。对聂云台加入基督教产生影响的还有托尔斯泰。聂云台自言平生最崇拜两人，一为托尔斯泰，一为甘地，以至于给自己取了一别号“托庐”。聂云台认为托尔斯泰的著作彰显了平等和博爱的精神，并把宗教与西方先进的科技联系起来，因而他坚信基督教对于救国救民有益。

    聂云台35岁时受洗入教，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并把追求财富视为人生价值的重要体现和荣耀上帝的重要手段。不过，对于如何使用和支配财富，他并没有完全遵循基督教所提倡的俭朴生活和节俭精神。这从聂云台在上海的寓所就能窥视一二。著名的“聂家花园”包括1幢独立别墅、5幢红砖洋楼以及一些附属建筑，中间还有曲径通幽的花园，聂家子弟健身用的网球场等。

    聂家外孙女张心漪曾回忆这个花园：“外婆家永远是一座美丽的迷宫，那里有曲折的小径，可跑汽车的大道，仅容一人通过的石板桥，金鱼游来游去的荷花池，半藏在松林间的茅草亭，由暖气养着玫瑰、茉莉、菊花、素心兰的玻璃花房，小孩子随时可以去取葡萄面包的伙食房，放着炭熨斗和缝衣机的裁缝间……”

    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

    在事业全面失败的1924年，聂云台皈依佛教，吃斋念佛，闭门思过，后从高僧印光法师受五戒，从一名基督徒成为一名佛教徒。这种变化不仅与其事业家庭的挫折促使其寻找新的精神寄托有关，深究起来，也是近代中国中西方文化相互碰撞交流的折射。聂家既以曾文正公儒家思想传家，又含有佛教信仰的成分。父母供观世音菩萨，朔望必礼，家有疾病危难之事也必祈祷菩萨，这对聂云台有很深的影响。当时，近代佛教复兴潮流兴起，对上海实业界颇有影响，一大批有影响力的实业家信奉或倾向佛教。作为近代上海实业界的风云人物，聂云台在事业受挫之时皈依佛教成为顺理成章之事。

    皈依佛教之后，聂云台对宗教、人生、社会、世界都有了重新的认识，在财富观方面也发生巨大的变化。哪怕是最细微的饭粒聂云台都要计较，而家里的西式浴缸、冲水马桶也都拆掉。大出丧在旧时的上海十分常见，一日之间，花费一二十万银元更是随便，举办者还以此为荣耀。“这是极大的浪费，而且可能出于卑劣自私的心理。”

    聂云台认为，中国应该在消费上厉行节俭，特别是纸烟洋酒、糖果海味、化妆品等奢侈物，节俭能减少国家财产流向国外，国家财政窘境可以缓解，百姓赋税可以减轻，而国民经济终可进入良性发展轨道。

    1942年，聂云台撰成《保富法》一书，刊登于上海《申报》，劝人散财布施，救济灾民。数日之间，收到献金四十余万银元。

    聂云台强调“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的处事原则，即是仁者会将财富用在利他的公益上面，教会子孙行善，子孙自然会发达；不仁者只会将财富堆积在自家，久而久之儿孙只会花钱。他将自己的私财及妻子萧氏夫人遗留的财产、金饰等全部捐了出去，自己早晚两餐喝白粥一碗，中午仅食粗粮。

    叁 修身齐家治国

    聂氏家庭集益会

    晚年的聂云台，组织发起了聂氏家庭集益会。

    每个周日下午2点半，聂家各房兄弟亲友汇聚于辽阳路崇德堂宅，与会者一般在二三十人，对于家事，大家踊跃探讨做出具体规划，并积极设施；对于家庭教育，各位明定宗旨，并给予切实指导。

    聂氏家庭集益会既是商谈家族重要事宜的家庭集会，又是家庭教育会，并创有《聂氏家言旬刊》一书。近代报刊权威戈公振在为《家声》（《聂氏家言旬刊》前身）所做的“序”中说，《家声》乃“聂氏一姓之定期刊物”，宗旨在“联络家庭之情感，而切磋其道义”，这一形式更是“在吾国为创见，即在欧美新闻事业发达之国，亦未之前闻”。

    或者，只有设身处地回到这样的历史现场， 我们才会依稀体会到传统中国“修身－齐家”何以能与“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构成一种内在的理路一致性。

    事实上，聂云台早已与众多当时的近代企业家一样，担当社会职责，干预公共事务，走到了时代的前列。

    蔡元培将其与陈嘉庚、吴锦堂称为全国“办学三贤” 

    1913年的一天，聂云台来到上海公共租界东区，与外国小孩的良好家教不同，此地的华人子弟根本无钱上学。当年，聂云台就捐赠7亩土地并向工部局报备筹办学校，提出要进行商业职业教育，特别要传授簿记技术；要传授手工工艺技术，诸如木工等。1915年，该校建成并定名为聂中丞华童公学，其学费是近代上海地区最低的，家境贫寒的学生还能减免学费。

    1914年,黄炎培和蔡元培等教育界领袖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迅速得到聂云台、张謇等人的热心相助。除了捐献巨资以办学，聂云台更参与到具体的组织活动中。

    作为复旦大学校董，聂云台捐赠《四部丛刊》一套，约2100册，这形成复旦大学图书馆雏形；作为东南大学校董，聂云台向社会募捐16万元，帮助东南大学建立了图书馆；他还促进东南大学和暨南大学在上海设立商科大学，凡此种种,皆是聂云台“教育救国”思想的重要实践。蔡元培将其与陈嘉庚、吴锦堂称为全国“办学三贤”。

    年轻人“应当避开这些低级的感官接触为最重要事”

    除了对教育事业的关心，聂云台也多次在公众场合强调体育的重要性。他早已把人民身体素质的重要性上升到国家强弱的高度，“世界强国,其人民无不虎虎有生气”。

    1924年5月，各地区体育联合会代表倡议正式组织“中华体育联合会”，聂云台等人组成章程起草委员会。同年8月，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成立，聂云台当选董事。该会虽说是一个代表国家的民众体育团，却加入了国际体育组织，开展了国际体育竞赛活动。

    聂云台在德国考察实业的过程中曾了解到，不洁身自好的人尤其是学生害花柳病的甚多，这不仅影响个人身体健康，还影响社会文明的进步。新文化运动以来，主张全盘西化的弊端曰益暴露，上海社会受到性解放思潮的影响，也已日渐堕落，世风日下。1946年，聂云台在杂志上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会影响整个民族的青少年及未来。他说，“今天所谓的物质学者、新文化家，主张全盘接受欧美文化，都是对于客观的事实，没有能够潜心地观察，也是由于自身的嗜好欲望大多，失却了他们冷静的头脑。”聂云台希望人们能够不为现代娱乐活动麻痹精神，抵制低级的欲望，尤其是年轻人“应当避开这些低级的感官接触为最重要事”。

    1943年,聂云台因骨结核病截去了半条腿，不良于行，更不外出。抗日战争胜利后，聂云台短暂复出主持恒丰纱厂的产权收回和经营等工作，但实际上只挂一董事虚衔。1953年12月，聂云台于上海病逝，终年73岁。

    据王佳龙《聂云台改宗研究》、秦燕春《曾国藩的外孙聂云台》等整理。

    ■文/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王铭俊

    链接

    聂云台《保富法》节选

    俄国的大文豪托尔斯泰曾说过：“现在社会的人，左手进了一百万元，右手布施了一二元，就称为是大慈善家。”由此可知这种行为，是世界的通病。总而言之，保富的方法，必须要有智慧的眼光，也就是要有辽远的见识与宏大的心量。

    表里如一，即是诚意、毋自欺，这是中国政治学的根本；如果无此根本，一切政治的路，都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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