备受关注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将在11月召开，改革领域和方向引发各界的猜测和讨论。改革的逻辑究竟是什么？中国下一步该怎么走？近日，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做客腾讯燕山大讲堂，对改革中遇到的产权、土地流转、国进民退等现象和问题作出分析，提出改革的逻辑是下层发起，上层确认，把解决问题的办法合法化。因此，他认为改革的路径应该从底层去找。

    要不要改革？

    改革就跟投资一样，不投将来就没有收获

    我1978年上大学，同费孝通先生的《乡土中国》相比，现在的时代有很大变化，主要是城乡比例发生重要变化，同时发生了很多故事，很多发生在体制不适应的地方，所以要调整要变革。

    不改革行不行？现在看来不改也很麻烦：一个是社会矛盾越来越大，某种程度上比上世纪80年代的社会矛盾还要严重。拆房子、强征土地在当年没有，刘志军、薄熙来在正常工作中批一个条、打一个电话，几百万、几千万就没了，权力在市场中远远没有装进笼子里去；另外，最激进的不是我们这代人了，而是更年轻的人。他们是人口主体，有新的标准，对社会公正和公平的要求不同；再者，生活中法律以外的现象越来越丰富，如城市中有黑车，有小产权房，户籍中有黑户。如果很多人生活在法律不承认、不保护的空间里，社会将来会怎样我有点担心。

    所以一个国家的制度化能力是要把这些现象解决，把大多数人吸纳到法治的框架里。现在不是关起门来就能稳定多少年，已经上门的事情其实是机会，改革跟投资一样，不投将来就没有收获。

    改革的逻辑是什么？

    改革就是下层发起，上层确认

    所谓改革就是两个东西：一是民间基层自发的活动，碰到不适应的地方总要拱开。比如包产到户最早就是由安徽农民实践的，但在当时不合法，这些农民签了一个协议：一旦完全暴露，队长若被抓起来，大家轮流给他送饭。这个层面的改革天天都有，每个领域都在发生。但光有这个不行，这个层面的改革还要被吸纳为国家政策和制度，才算是完整的改革。

    所以，问题主要有两点：第一，无论哪个领域都有改革因素、改革元素、改革的自发冲动，但今天的吸纳能力还不够，因为意见分歧、利益平衡遇到困难，很多事情有自发活动却没有被制度化，要适当加快过程。第二，是否要重新设计什么东西？在制定政策、制立法律时需要有广阔视野，参照整个人类文明，看看其它国家的做法，没有这些元素把这些东西匆匆忙忙立了，明天不合适又改，会很混乱。

    总的来说，所谓加快改革是要加快第二个层次的改革。

    产权为什么重要?

    种一棵果树，年年结果就是红利，土地确权是前提

    农村土地城市化以前遇到新的问题，即这块地是种粮食还是搞工业、搞城市？1987年底深圳土地市场有了第一锤拍卖，这对我国后来的城市化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即今天讲的土地财政。

    但政府在农民那儿拿地不是买卖关系，而是强制关系。农民一点都不笨，他看着看着就懂了：我们家的地到你手里这么值钱，那我能不能自己卖？小产权就是这么产生的。农民醒了，这是新的现实。

    怎么解这个扣？我认为要看看能不能在第一线找到苗头。中国的好处是大，底下有很多优秀的人，逼得不行就想出各种办法来。如成都慢慢把征地制变成买卖制，后来各地都有通行办法，叫“留地开发”。北京温都水城那块地就是集体地，村里集体搞设施，城里人去消费，大量农家乐也是集体土地，也参与城市化过程中的土地增值，让农民分享城市化的收益。

    我认为底下总会在矛盾面前找到解决的方式，问题是在它变成全国性法规之前是否可以有地方性的法规支撑这些新的试验。2008年成都市委的文件，先确权再流转，先弄清是谁的财产，谁有权喊价，再入市。所以土地确权是前提性条件。种一棵果树，年年结果就是红利，虽然确权非常麻烦，但确权后，随着土地利用效率越来越高，会带来很多收益。

    城市土地70年产权到期后怎么办？

    产权延长至150年、300年都是可以的

    城里人特别担忧的是，大家当房奴买来的房子其实只有70年的租恁权。这反映中国改革的特点：急就章，是渐进改革、危机改革。

    依照1987年以前的法律，土地不准买卖不准租赁。可现实情况是外资台商进来了，都盖上厂房了，怎么办？一看香港比较好学，套用英国皇家的土地处置办法，工业用地租赁期50年，商业用地40年，住宅用地70年，形成体制。

    到期以后，业主可以把建筑材料拿走，这岂不是天下大乱？后来学香港解决租赁土地到期以后的衔接问题——你有优先续约权，续约的时候要补地价。

    中国老百姓的想法是咱们人多，到时都不干，基本打的是这样的算盘。我想这是朴素的法治思想，最后还得通过法治程序把有关的利益、计算形成预期，不要到70年再处理这个问题。我认为城市土地产权延长至150年、300年都是可以的，我们不是殖民地，没必要学殖民地的做法。

    民营企业、国有企业要如何走？

    民营企业要纠正偏向，政企之间的防火墙很重要

    企业家也是中国改革中非常实质性的变化，改革前没有民营企业家，改革后有。今天的民营经济占GDP60%以上，历史地位已经大大提高。

    当前企业界或者工商业界是否悲观？经济学研究人的行为，不研究人的说法，不要

    听他说悲观，而要看他怎么动作，如果还在投资还在发展，从数据看不出悲观。这些年批评国进民退，在某些领域这个现象确实出现了，但整个民营经济还是发展的。

    民营企业要纠正自己的偏向，围着官场、围着特权阶层，这样的倾向不纠正不可能有话语权，不可能在社会中得到尊重。

    国有企业改革有一个进步要肯定：经营亏损的部分坚决不干了。盈利的国有企业还要不要改？这就要分析盈利的条件，中石油庞大的利润总数在全世界都数一数二，但资源是全国人民的，资源租金和经营管理的理论在整个国企体系中没有分开，实际上资源要抽很大的一笔税到财政。还有所谓的政策优惠，国有企业办事容易。即便是盈利的国企，政企之间的防火墙还是很重要，否则这里面的诱惑太大。

    如何创新？

    科学技术创新的兴起需要有宽容的思想环境

    9月初, 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先生离世，他原本计划今年10月造访上海。科斯曾说“中国的奋斗就是世界的奋斗” ，对中国的变革寄予很大期望。

    他最后一本著作是跟王宁合作的《变革中国》，最后一章节说到中国下一步，因为劳动力成本在提高，一定要走提高生产率这条路线。生产率要提高就要有想法。创新是社会氛围的产物，他提出中国需要一个自由的思想市场。

    我同意科斯的观察，中国总的来说是仿照性经济，通过开放红利，利用我们相对低的劳动力成本把人家的东西做了，这无可厚非。但我相信模仿是阶段性的，必须为下一阶段做准备。中国下一步走什么路？增加工资并没什么关系，只要生产力比工资涨得快就不怕。重要的是怎么让生产率提高？靠科技创新，要科学革命。

    科学技术创新的兴起需要有宽容的思想环境，所以中国的发展要增加和培育社会的宽容度。我认为最大的问题不是中国人没有想法，没有讨论问题的习惯，而是我们过去多年习惯的思想管理模式如何一步一步与今天的实际情况适应，这是很大的挑战。

    ■整理/三湘华声全媒体

    记者  匡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