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的汪卫国（化名）与67岁的叶爱珍（化名）是一对夫妻。汪卫国股骨头坏死，一只眼睛视网膜脱落，属3级伤残。平时，汪由妻子照料。3月份，叶爱珍被检查出肠癌晚期并转移。更不幸的是，身体多项指标显示不宜手术。由于三个儿子外出务工维持生计，照料妻子的重担，落在行动不便的汪卫国身上。因病情恶化，叶疼痛难忍多次求“速死”，于是，残疾丈夫助其沉江。近日，武汉市汉南区法院认定汪卫国故意杀人罪名成立，判处有期徒刑4年。（8月12日《武汉晨报》）

    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个问题。哈姆雷特发出的这一终极之问，挣扎于存亡之间的人们应该能有最深刻的体会。在生与死之间的选择，向来包括了太多的因素，远非好、坏能判断，也远非对、错能定论。在“助妻沉江”这一案例中，奢侈地讨论“尊严死”，其实根本无法触及问题的核心，毕竟它所牵扯到的是，为何“死亡选择”击败了“蝼蚁尚且偷生”的本能。

    从“生命至上”的哲学意义出发，即便是自杀能力亦不具的个体，社会都应尽量使之生存，而不应轻易满足其求死欲望。这也是“安乐死”始终无法在全世界大范围推广的原因。然而，生命伦理与社会伦理之间不可避免会遭遇矛盾，当磨难与痛苦成为生存的唯一感受，甚至生不如死，那么，“生命至上”便成了对个体的残酷束缚。在诸多的新闻事实中我们不难看到承受磨难者的现实困境，如贫穷、无人照料、剧烈的病痛折磨……而与这些困境相对应的社会系统却没能及时有效地建立，如制度性的资金支持、临终关怀等社会公益机构的成熟等。死亡选择从来不是一个单独的命题，而是与整个生存环境的诸多建构环环相扣的章节之一，若痛苦频袭，乃至降低了生命价值的基本意义，且得不到外在力量的有效纾解或援助，那么“赖活不如好死”便会成为最优选择。

    无论是曾经发生在广州的“孝子杀母”，还是这次的“助妻沉江”，都折射出生命伦理在现实困境面前的软弱无力。在类似案例中，贫困无助、临终关怀成为生命难以逾越的沟壑，那么就导出了一个问题：顺应他（她）的死亡请求，与让他（她）承受身心的残酷折磨，哪一个更加人道呢？生命是人类的最高价值，无奈求死毋庸置疑是悲剧呈现，尤其是，这种人为助死更是与“法律保护生命”的原则有着极大的价值冲突，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法律审判。但如果说，在法律保护生命的价值规定背后，缺乏一道厚重的生命保障系统，那么在问题来临时单独高举法律利器，是否有将生命“工具化”的嫌疑？

    死亡哲学难以求得终极真理。围观生命者总能淡然轻松地叙述子丑寅卯，但具体感受是正在经历痛苦者才能切身体会的，无论这种感受是身体上的痛苦还是影响生命可持续性的其它困窘。在这些“求死”事件中，与其说反映的是“安乐死”能否合法化的问题，毋宁说是社会救济、保障没能系统化成熟化的现实问题。生命伦理与现实困窘不可能剥离开来平行叙事，机械化的法律判决也不能阻止相同境遇下的“求死”者继续以这种方式结束生命，在这种前提下，谈论生死的应有状态，终究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本报评论员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