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有媒体专访了吴虹飞，在接受采访的过程中，吴虹飞一如既往地以摇滚语言叙述着被警察带走的这段经历。在给警方留下的悔过书中，她写道：“我对不起我的祖国，因为说错了话，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因为我没有结婚……”她还对记者说自己是只温顺的小白兔，有点吊儿郎当。尽管有着风波过后的轻松，但这位特别的姑娘仍然不讳言自己“当时被吓傻了”。

    当警察以“快递员”身份进入吴虹飞的屋子，吴虹飞正在读曼德尔斯塔的诗。诗歌与警察，其实颇有摇滚色彩。而实际上，整个事件所透露出来的，正是摇滚与现实之间的冲突及尴尬，摇滚青年的叛逆如同一颗壁球，遭遇到“社会”这面墙壁的强力反弹，在这种对垒下，技巧并不娴熟者难免鼻青脸肿，狼狈不堪。

    又或者，在一种特殊的坚固墙壁面前，根本就难有技巧娴熟者。吴虹飞堪属文艺青年，但绝不是二逼青年，她对自己的言论后果多少能够进行理性估算，正因为如此，她在发布了“炸建委”的微博后，立即补发了两条“炸麦当劳薯条、馒头”的微博，以突出自己言语中的玩笑性质，试图事后补救，化解风险。但北京警方没有认同这个玩笑，他们适时出现在吴虹飞的家门口，以“送快递”的理由敲开房门，带走了这个“不知道什么是刑拘”的姑娘。

    在摇滚中游刃有余的吴虹飞难掩自己的反叛，反叛的人难免会有出位之言行，只是这种出位在不同的环境下会遭遇不同的对待。尽管随着多元化社会格局的形成，摇滚在中国有了较为广泛的社会基础，这种基础包括对摇滚内在精神的了解，对摇滚音乐人呐喊式的社会品评、文化批判的支持，但这个基础却并不包括如警方在内的国家工具。依照法律条款，吴虹飞的言论并不符合“散布虚假恐怖信息，威胁公共秩序，公共安全”的罪名，在具备弹性处理可能性的前提下，警方仍对其进行刑事拘留，一切看似程序合法，却始终森森然透着高压维稳思维下的“风声鹤唳”气息。如果不是舆论影响，恐难令吴虹飞这么快便转为行政拘留并安然回家。

    加缪说，诞生到一个荒谬的世界上来的人唯一真正的职责是活下去，是意识到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反抗、自己的自由。从表达方式而言，摇滚以独特的方式实践并应验着加缪的这句话。中国的摇滚音乐人从一开始就赋予了摇滚乐“工具”的性质，他们同流行音乐人相比更加具有诗人的气质。他们历数社会的弊漏，抗议精神的堕落，一改浅斟低唱的抒情为呐喊、为直面生活的勇者的思想。上世纪九十年代便加入摇滚队伍的吴虹飞不可避免地背负着这种特质：他们企图在现世精神废墟中进行新的建构；因传达了社会中个人的自由发言而成为某一群类的代言人；他们在摇滚中找到心灵的寄托所，并将之发展为反抗社会压抑的非暴力工具。

    “我对不起我的祖国，因为说错了话；我对不起我的父母，因为我没有结婚……”这份悔过书更像是一首摇滚歌曲的歌词，带着摇滚中常见的讥诮与解构主义特质。玫瑰的温柔化解不了枪支的冷酷，一如摇滚的呐喊很难扭转现实的顽固，只是在压抑与反抗间，我们不知道吴虹飞这只“温顺的小白兔”，在不容叛逆的环境中还会不会再叛逆。 ■本报评论员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