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岁的刘伯勤，退休前任济南市文化局文物处处长。日前，这位当年的红卫兵在媒体上刊登广告，向在“文革”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受到舆论的广泛赞誉和肯定。他在广告中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文革’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6月18日《南方都市报》）

    就文革中的所作所为忏悔并道歉，刘伯勤并非第一人。2010年4月20日，湖北省十堰市，当年的红卫兵、63岁的申小珂把纠缠了他20年的感觉装进一封道歉信里，托人带给了87岁的程璧：“我愿意再次解剖自己卑微的灵魂，公开地向因我告发而冤死的母亲忏悔、道歉；我愿意做一个反面教材，把自己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数年来，当年的红卫兵、年近6旬的张红兵一直在忏悔与反思……文革期间的残酷真相，对于60后及其以后的群体而言，要么是虚空，要么是淡淡的印痕。而于50后甚至40后来说，那是一段已被尘封的历史。

    一个国家乃至民族的灾难，由任何的个体来承担责任，可能有些过分。是故，尽管不断有人出来忏悔，但没有法律或者政策强制人们做出反思。而刘伯勤以“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来严格要求，自然赢得了民众的掌声。

    忏悔是一种心灵的姿态，它不仅和自己犯下的罪恶有关，还与忏悔的对象有关。刘伯勤的沉痛反思之所以引人关注，不只是在于其真诚、深刻及与众不同，更在于这种忏悔，集中凸显了时代对罪恶救赎的需求。朱大可教授所言“在一个没有忏悔传统的国度”，显然有所指。国人信教或信神，过于势利，动辄以“成败”论英雄。失败者的忏悔一般无足挂齿，而所谓的成功者，他们认为已无忏悔的必要。当代中国很多的难解之题，与这种心态不无关系。

    任何一个时代，风光者总是少数人，但并不意味着大多数人必须且只能逆来顺受。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倡导的“有尊严地活着”、“幸福感”等概念，构成和谐的“中国梦”，正是这一理念的体现。目前，中国进入了剧烈的社会转型期，贫富悬殊，阶层固化，严峻考验着当政者的同时，亦考验着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如果长此以往，国家前景堪忧。

    刘伯勤的“个人作恶之责不可泯”，显然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不管你是达官贵人，抑或是富豪大腕，只要你带着抹不去的原罪而来，你就应该忏悔与反思，这是“人性觉醒”的证据，也是民族希望之所在。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