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宇锋2010年7月进入广东兴宁市民政局下属事业单位——民间组织管理办公室工作。然而，当地有人发现，李宇锋的父亲正是兴宁市民政局副局长李思中。“兴宁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即凡是乡镇党委书记和局一把手，均可向上级提出要求，解决一名子女的工作问题。”李思中说，这是市里主要领导表过态的。（4月14日《南方农村报》）

    成文也好，不成文也罢，权力者在自我取利上总是不遗余力，百无禁忌，以至于屡禁不止见怪不怪。比如汕尾市烟草专卖局的家族网络，整个汕尾烟草系统与原局长陈文铸有亲戚关系的至少有22名职工，集中分布在汕尾市陆丰市烟草局和汕尾市烟草局。

    曝光的仅是少数，更多的还在潜伏，比之更可怕是世袭规则的公开化。比如温州市龙湾区为解决干部子女就业，就发文规定，“高校在读的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可列为这次报考对象”，当程序只为既得利益者设计时，其实就变相阻断了其他阶层的上升途径。假若这样的规定长期执行下去，社会阶层固定化就会更加严重。

    社会阶层固定化，形成职业世袭化，官则恒官，商者恒商。在“不成文的规定”之下，一切利益都优先考虑权力者自身。“优先解决干部女子的工作问题”，其实便是职业世袭化的制度设计，并以“拼爹”的形式公然地存在，而这一切显然是以突破“逢进必考”的制度底线为前提，以及“程序围绕结果转”的敷衍与应付，刚性的人事规定变成了摆设，严肃的考录程序成了游戏，并因此成为最大的“隐性福利”，凸显了阶层优势与垄断地位，是赤裸裸的“权力自肥”。

    更严重的是，利益垄断和福利自肥之下，将会形成庞大的利益集团，并蜕变成强大的改革阻力，改革和发展就会陷入停顿。由此看来，打破权力垄断与营私，必须从强化权力约束入手。实现权力运行透明化，打破既得占有格局，已经容不得回避和忽视了。

    ■唐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