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日上午8时10分，离开考还有50分钟，陈依梅（化名）早早赶到了海军工程大学考点。陈依梅，大冶人，32岁，一名两个多月宝宝的妈妈，这是她连续第3年第4次参加公务员考试。有人问“如果这次没有考上怎么办？”她斩钉截铁地说：“那就像范进一样，一次考不中就多考几次。公务员的录取年龄上限是35岁，我就考到35岁。”（4月14日《长江日报》）

    “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这种为完成从普通人到官家人身份转变的梦想，如果说以前更多的是读书人证明自身价值的荣耀体现，那么如今则更多的是一种为求好处的功利追逐。“年轻人，到体制内去。”已不再是正常的职业选择，而是演变成了全社会的心理渴望。

    有多少“赶考者”，就有多少耐人寻味的故事。前段时间哈尔滨一位身家达千万的年轻私企老板报考公务员，在别人的疑惑中，他给出的理由是“若是吃上公家饭，办事便不用低三下四。”而在去年的“国考”期间，浙江一位开着百万豪车参加公务员考试的年轻小伙子则是因为准岳母要求未来女婿必须踏上“公家”这块地盘，因为这看上去更为体面。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为“公务员”竞争下着全新的注脚，那便是，在人生博弈过程中，若能以“体制内人士”的角色参与，则胜算必定大增。

    这是无须推理便能得出的结果。附着于“公务员”之上的诸般好处，成就了这个群体最强大的吸引力，也使得几乎绝大部分的年轻人对此趋之若鹜、百折不挠。在这股狂潮下，甚至出现了专门的“国考族”，他们辗转全国各地，参加公务员考试，只希望能够增大自己的中榜可能，结束这种梦魇般疯狂又艰辛的追求。

    “我们为什么要去体制内？”面对这个问题，相信每个人都能够给出理直气壮的回答，哪怕仅仅是为了直观的“福利、安全、保障”，也足以能说服任何人。作为一块已然聚集了多数资源、财富及社会地位上升优势的洼地，“体制内”直接承载了年轻精英们实现自我、完善人生的梦想。而体制外的成功，却在资金优势、人脉资源、智识成本等各种势能上对个体有着太高的要求，导致体制外的个体在资本的博弈、机会的争夺中需要付出更多更大的努力才或能达到预期的成功。出于一种理性人难以避免的功利考量，向体制内的奔涌自然就成了特殊环境下的特有现象。

    在《2010年中国城市居民幸福感调查》中，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回答“非常幸福”的比例最高。衡量“幸福”的因素除了“稳定、安全、保障”之外，这个群体所能享受到的非货币物质利益，如便宜的房价、公款吃喝、权力带来的成就感及好处，都让人无法不向往，因此不难理解为什么社会上超七成的人认为“有钱不如有权”，68.5%的受调查者择业时优先选择“党政机关公务员”了。

    “一声鸡唱，马嘶人起，又上长安道。”在公务员考试的狂潮下，每年不断有斗士加入到这个队伍中，他们以“朝圣”般的虔诚与坚持加固着自己的信心，就像陈依梅所言“考到不能考为止”。然而，在他们痴迷于公务员考试的背影里，我们分明从中读出了一抹社会性的病态与悲凉。

    ■本报评论员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