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德江3月14日当选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在表述“官民关系”时曾说：“有些干部抱怨群众觉悟低、素质差，不配合工作。请问：你深入群众了吗？你了解群众吗？你和群众的感情到底如何？”

    以“素质低”将群众标签化，这无疑是一个绝佳的借口。因为群众“素质低”，所以官员可以对他们呼来喝去；因为群众“素质低”，所以官员可以认为他们的要求都是无理取闹；因为群众“素质低”，所以官员可以顺理成章地将他们归为未开化人群，从而以精英自居，随意处置群众反映的问题。

    正因为官员的这种“精英”意识，导致了他们无法客观评判群众素质与自身工作，一旦沟通不畅便埋怨这都是由于群众“素质低”所造成的困局。持素质论的官员，其潜台词无非是需要群众乖乖配合一切指令，不得有违抗行为，上面怎么说，群众就应该怎么做。否则，就是你的素质有问题，而不是我的工作有失误。

    于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很多时候群众的正当权利诉求被认为是胡搅蛮缠，常常陷入被粗暴处置的境地。或者，在部分官员的眼里，争取权利的行为本身就是“素质低”的表现，服从，才是“素质高”的象征。这其实也是“全能型政府”下的必然行为逻辑，“唯上”的权力本质养成了官员要求民众不能有任何不配合行为出现的习惯，而不会去反省自身工作是否有着缺陷与不足。

    实际上，反观很多现实问题，都会发现造成政府或官员工作困局的原因并非群众“素质低”，而是工作设置与运行出了毛病。例如在不少地方的“圈地运动”中，没有与群众商量好补偿及安置问题，便迫不及待地推进工作，而对于不甘失地、失屋而愤起反对或上访的群众，便怒斥其“素质低”、“不配合”。此类事件中，或许官员有千万个理由去斥责群众，毕竟“利益至上”的地方发展主义充斥着不少官员的脑海，就像某官员在推进当地拆迁时曾喊出“谁影响××（地名）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这种石破天惊之语。

    但毕竟官员不是能够“口含天宪”之人，在官员眼中“素质低”的民众，换个角度看，或许正是素质已提高的表现。懂得为自己的权益与官员博弈，并在没有得到合理解决的前提下不依不饶，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权利意识的觉醒，是不再受摆布的开端。退一步说，就算群众中确实有真正素质低的人，那么，按照孔子曾经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观点，教化这些人也是政府及官员的责任所在。要知道，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建设不是靠喊几句口号就能落实到位的。

    认为群众“素质低”，说到底还是因为官员将自己放在高处，潜意识希望民众回复到以前的“顺民”状态，凡事听从、凡事相信，如此便能官民鱼水，皆大欢喜。只是，时代在前进，观念亦在更新，“素质”一词的含义或许需要官员们重新认知，而把自己放在高处的习惯恐怕也要更改，先深入群众、了解群众，与他们建立起感情之后，再来谈群众的素质吧！■ 本报评论员  张 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