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年前的3月20日，上海闸北火车站，一颗小小的子弹击中了一个年轻人，32岁不到的宋教仁遭人暗杀，孙中山为其撰写挽联：“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出生于湖南桃源的他如何走到中国政治舞台的最中央？他用短暂的生命坚持着怎样的理想？近日，湖南教育电视台著名文化栏目《湖湘讲堂》邀请著名学者傅国涌开讲《绝版宋教仁》，纪念宋教仁去世一百周年。

     他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难得的阳光人物

    谈论宋教仁不仅关乎过去，更加关乎未来。在中国的政治人物当中，真正关乎未来的人非常的少，宋教仁也许不是唯一的，但他是最重要的之一，因为他身上包含了很多中国古老的文明当中所没有的因素。他是一个特别的人，在中国的政治家中、革命者中都是特立独行的。

    革命者有一个特点，就是用雷霆霹雳般的手段像闪电一样地闪过黑暗的天空，试图用他超凡的理想在一夜之间改变这个世界。但是宋教仁不一样，他不是闪电，不是雷霆，他是和风细雨，是中国历史上、尤其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难得的阳光人物。他反对暗箱操作，主张一切政治都要在阳光之下运作，主张政治应该是透明的，竞争应该是公开的。他身上有太多中国政治文化当中以往没有的、今天稀缺的因素。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竟然可以在政治舞台中心叱咤风云，决定一个国家未来的命运和走向。那是一个充满了变数的时代，一个孕育着无限可能性的时代，一个年轻人不需要考虑买房、结婚、就业的时代，一个年轻人可以完全凭自己的才华和见识实现理想的时代。

      “桃源三杰”之一，被同学视为“狂生”

    宋教仁是出生于湖南桃源的世家子弟，6岁开始进私塾读书，10岁丧父，有一个见识高远的母亲。1899年，十七岁的宋教仁来到了桃源县城，在当时湖南的四大书院之一——漳江书院求学。1901年，秀才考试时，他开篇就说：“甚矣，以夷制夷之说之谬哉！”在结论中，他更称：“当不惜杀一人以谢四万万同胞；当不惜杀一人以安万世之天下。”这话前“一人”是骂李鸿章，后“一人”骂慈禧。考官见到这样的文章，用红笔做了一个眉批：痛快！痛快！奇才！奇才！有人要把他评为第一名，有人认为这样的言语不妥，最后定了第八名，补了秀才。

    中了秀才，宋教仁的母亲并没有高兴，反而说：“秀才以天下为忧乐岂在区区科举也？”宋教仁也有一番精彩的回答，他说：“诚如母教，吾之求学，非为一禄，乃在启民耳。”

    他和同在漳江书院读书的胡瑛、覃振后来被并称为“桃源三杰”，经常和同学们在漳江阁聚会，论天下之势，被同学视为“狂生”。

     潜伏东北，著书证明“间岛”属于中国

    1902年，在漳江书院毕业后，宋教仁去了张之洞所办的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他开始知道并追随黄兴。1904年，他流亡日本，化名宋谦，后又改名宋炼。

    在日本，他主要做了三件大事。第一是办刊，他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来成为著名的《民报》；第二是组织、推动创立了中国同盟会；第三是翻译，翻译了大量的西方制度方面的著作。从办刊、组织到翻译，我们看到他是一个横跨破坏到建设的人物。

    看到革命在两广、云南一次次失败，他觉得在边境地区推动革命恐怕没有效果，于是想在长江流域策动革命。1907年，他深入虎穴，亲自到东北联络马贼，初步建立起同盟会在东北的第一个分支。在东北潜伏期间，他发现日本企图将中朝争议岛屿间岛分割出去。为了深入调查，他潜伏到了日本的长白山会组织里，然后回日本查资料，终于在朝鲜人古山子的著作《大东舆地图》里有了重大发现，这一块地方属于中国。于是，他根据自己的第一手调查和大量资料证据写成了《间岛问题》。袁世凯、徐世昌等清廷大臣就是拿着这本书，与日本人交涉成功。

     世人不知“桃源渔父”就是宋教仁，称其“桃先生”

    于右任的《民立报》创办后不久，宋教仁从日本回到上海，担任《民立报》主笔，化名“桃源渔父”或者“渔父”在报纸上指点江山，当时很多读者还以为这位“桃源渔父”姓桃，称他为“桃先生”。

    当时《民立报》一纸风行，在黑市甚至卖到一份一个银元。宋教仁不仅是一个意见领袖，更是一个实际操作的高手。当时世人并不知道他是革命党人的重量级领袖，《民立报》报馆在那个时代几乎成了革命党的神经中枢、大本营。

    在上海做《民立报》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策划了武昌起义。武昌起义我们今天看来是武昌的革命党人、文学社和共进会推动，其实它是宋教仁“革命三策”中的中策。1911年黄花岗起义的失败对整个革命党人是一个沉重的打击，黄兴心灰意冷，决定要走个人暗杀的道路，但宋教仁仍然充满信心，他在上海重新规划了革命未来的方案，就是著名的上中下三策，上策中央革命是在北京发动革命，下策是边地革命，而中策就是长江革命。

     组建国民党，将同盟会发展成公开的政党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迁到北京、袁世凯任大总统后，担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成了唐绍仪内阁的灵魂。几个月后，宋教仁辞职。

    在1912年的中国，大概有312个党和相当于政党性的社团，跨党的人很多，黄兴有11个党籍，宋教仁始终只有一个党籍。他所理解的政党是要以自己的政治纲领、政治主张争取人民的选票，在国会里形成大多数，才可以成为执政党。所以，他开始致力于在中国建造一个大党。1912年8月，合并了5个党的同盟会改名国民党，孙中山、黄兴挂名理事长、副理事长，宋教仁担任代理理事长，成为国民党的实际领袖。

    接下来的时光，孙中山和黄兴基本上离开了政治舞台，但宋教仁认为民国还没有真正建设起来。他认为责任内阁制的国家，大总统应立于超然地位，政党不必争大总统，而旨在组织内阁。1912年10月，梁启超回到北京，中国的政治格局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宋教仁开始到处发表演讲，表达对国家外交、财政的观点，刮起一阵“宋教仁旋风”。

    此时，很多人提醒和告诫宋教仁要小心暗杀，他都不相信，坚持要去北京。1913年3月20日，一名叫武士英的兵痞一枪击中了他的要害。很多报纸评论说，一个宋教仁死了，会有千万个宋教仁站起来。事实上，只有庸人才可以用流水线生产，他的生命不可复制。

    ■整理/记者  匡萍

    声音

    且让他如芒刺，如苦胆，时时刺痛我们，激励我们

    长沙岳麓山，民国的八宝山。埋骨于斯者，有陈天华、黄兴、蔡锷等等。可惜，独独没有宋教仁。

    宋教仁的百年之痛，不在于他选取的路线是对是错，而在于很长时间里，如他这般善意的理性，却被非理性的激进所轻易否定；如他这般阳光的建设力，却未成为各派“救国”势力搁置私利、达成共识的主流。因此宋氏之痛，不光是一人之痛；缺乏“渔父”的，也不只一座岳麓山。

    将一个历史人物贴上“绝版”的标签，总需铁硬的心肠。只是，“绝版”不能定格宋教仁。诚如傅先生所言，“宋教仁他不仅活在过去，他同样活在今天，他更加活在未来”。既然还活在未来，既然一百年前的宋教仁还能给我们以阳光的煦暖，那么，自然还是后来者追踵的榜样，谁能预测今后就一定没有可堪比肩的人物？

    现在没有，那就且让他如芒刺，如苦胆，时时刺痛我们，激励我们吧。                             ■文/柳理  《湖湘讲堂》制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