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小女孩何玥对父亲说，“爸爸，我想把器官捐出去，行吗？我希望能给别人希望。”

    父亲起初大怒。孩子说服了父母，他们含泪同意了。半年后，孩子走了，3个人因她重生。

    家人拒绝了所有补贴，也从未找过受助者。父亲说，玥玥没有离开，孩子的生命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延续。

    ●患者急需，现实无奈。

    受“入土为安”等观念影响，遗体捐献纵然个人同意，却易受家人阻挠，毁约现象很多。

    而独立的捐献法规暂处空缺，值得期待。

    ■记者  张文杰

    2月25日，中国人体器官捐献工作3年试点结束，卫生部要求，年内在全国所有省(自治区、直辖市)推广。

    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如果捐献体系全国铺开，每年可能有4万人捐献，可获取11万个器官，能满足1/3等待患者的移植需求”。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死后化为尘土，没有丝毫的用处，而捐出去还能起点作用。”1月8日下午，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宿舍区，82岁“裸捐医生”徐立的老伴胡慧侬说，“老徐走前，我也签了遗体捐献登记表，周边不少人受他的影响，也加入了捐献行列。”

    这对夫妻俩的“裸捐”，在让各界关注遗体捐献的同时，也让我省捐献难的问题浮出水面。

    清贫教授生命“裸捐”

    一室一厅、20多平方米，这是整栋楼唯一没装防盗网的小房间。房内灯光昏暗，一张单人床“摇摇欲坠”，除了一台别人送的14英寸黑白电视机，一个破旧的小冰箱，一个烤火炉外，再无值钱之物。——这是徐立教授的家。

    胡慧侬忧伤地告诉记者，老徐对自己很抠，吃得少，用得少，住的房子一直都是租的，每天几乎都吃清水面，偶尔加个鸡蛋。“每周我都做点小菜、肉，带点他最喜欢吃的大学食堂馒头，然后送过来。一直都没冰箱，一周送两次就当开荤。”胡慧侬说。

    在众多同事的眼中，徐立教授是这样的一个人：近4000元的退休工资，留下400元做生活费，全部捐献；没私人财产，钱全都资助贫困学生了。他一直租房，省钱捐助……

    “我在他的遗体捐献申请表上签字后，他也动员我捐献。”胡慧侬说，徐老一讲，她就签了。

    “天使孩子”说服父母

    “虽然女儿走了，但我们帮她完成了心愿，我们很欣慰！”2月19日晚，“感动中国”年度人物颁奖现场，何玥的父母泣不成声。

    2012年4月，广西桂林人何玥被查出患有高度恶性小脑胶质瘤。9月，肿瘤扩散至脑部。生命只剩3个月时，何玥做出了捐献器官的决定。

    那天，何玥对刚打工回家的父亲说的第一句话是，“爸爸，我想把器官捐出去，行不行？”父亲把何玥骂了一顿，按老家风俗，人死后尸体被剖开无异于大逆不道。何玥哭了：“我希望能尽自己的能力给别人希望。”最终，爸爸妈妈含泪同意了。    

    11月17日凌晨，何玥离去。凌晨4时，她的两个肾被送到解放军第181医院捐给了两名患者，肝脏也救助了需要的病患。

    为给何玥治病，其父母欠下10万债务。但为完成女儿的遗愿，他们拒绝了捐献补贴，也从未主动找过受捐者。

    15年达成捐献意愿者仅一成

    徐立教授捐献遗体，还有鲜为人知的意义：填补了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成立以来遗体捐献的空白。

    杨自爱透露，从2010年9月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成立到2012年末，遗体捐献只有一例，器官捐献仅46例。

    她出示的登记表上显示：从办公室成立至2012年12月初，申请遗体捐献登记的人数有282人，而真正实现捐献愿望的只有徐立教授一人。

    相同的困境也让何伟民焦虑。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湘雅医学院就开始了遗体捐献接受工作，至今接受了170余例自愿捐献者的遗体。有意向捐献、登记在册的有1500多人，但至今只有500人签下协议，做了公证，等待临捐献时刻的到来。

    在他拿出的登记名单上，湘雅医学院最多的一年接受遗体数不超过20人，少的年份只有3到5人。

    “入土为安”等观念成阻隔

    省人体器官捐献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张玲表示，有些人自愿捐献，但最终没征得家人同意，而捐献登记表上必须有亲属签字同意。

    另据业内人士透露，受“入土为安”等传统观念影响，纵然个人同意捐献，也易受家人阻挠，去世后毁约现象很多。“对于这种情况，我们也不好打电话去问。”张玲说。

    何伟民的苦闷在于，在捐献工作中总遇到此类情况：捐赠者已签协议、做过公证，但过世后，家属很难落实死者遗愿。

    “我们理解，不少捐赠者不止一个子女，签字同意的子女拗不过其他的亲属；或迫于捐赠者在世时的压力，最终执行时却无法释怀。”何伟民表示。

    记者随机采访市民发现，绝大多数都拒谈此话题，更有人明确表示：“即使有家人同意，我也绝对不同意。”

    呼吁

    期盼出台地方捐献法规

    “早在1998年，省政府就召集过省卫生厅、省民政厅、省红十字会等单位，论证捐献立法的可能性。”何伟民回忆，当时得出的结论是：立法条件不成熟，建议小范围试行。

    此后的2003年，我省已着手起草器官移植与捐献条例，开全国先河。“但就我所知，湖南目前没有独立相关的法规、条例。”杨自爱表示，我们目前遵循的章程制度都是中国红十字会统一执行的规定。何伟民也说，目前省内在遗体捐献此领域，仍无独立法规与条例。

    而记者调查获悉，部分省份已出台具体的地方法规，如《山东省遗体捐献条例》中就对于捐献者的要求、流程、后续工作、登记方、接受方的工作职责等都有明确规定；《天津市人体器官捐献条例》也将于3月1日起施行，这是我国首部单独规范人体器官捐献的地方法规。

    “我们都期待地方法规的早日出台。”何伟民说。

    焦点连线

    救助困难捐献家庭不是器官买卖

    2月25日，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如果全国铺开，每年可能有4万人捐献，能满足1/3等待患者的移植需求”。

    此前，中国已明确器官捐献的伦理原则：自愿、无偿、知情同意。

    今年1月，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已组建，全国人体器官捐献信息与共享系统预计年内上线。

    救助困难捐献家庭非买卖

    今年，省级红十字会将设立“人体器官捐献基金”。此外，卫生部正协调民政部门，减免器官捐献者身后的丧葬费用。

    而对捐献者身后的困难家庭给予救助，也绝非器官买卖。

    植物人不能捐

    此前多年，“脑死亡”是否属于死亡，让我国器官捐献徘徊不前。

    黄洁夫称，器官捐献可适应国情，做分类捐献标准，即脑死亡、心脏死亡和脑-心死亡。

    绝大多数器官捐献都是心脏死亡或脑-心死亡后实施的。北京佑安医院院长李宁介绍，植物人在到达脑死亡状态前不能捐献。

    探索捐受家属自愿见面

    按国际捐献原则，器官捐献者不知道器官捐给谁，受者也不知道器官来自哪里。

    黄洁夫说，我国可探索一种特殊身后慰藉方式：在捐受双方自愿的情况下，让受捐者定期看望捐献者家人，让他们成为另一种意义上的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