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犯罪高发怎么办？如何对犯罪嫌疑人形成长期的威慑力？列席广东省人代会的全国人大代表陈伟才29日贡献了一个建议：引进新加坡的“鞭刑”。他表示，还将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提出这一呼吁。据悉，新加坡的鞭刑对男不对女，将受刑男性摊在架子上鞭打臀部，“藤条先泡几天，拿出来打，由鞭刑师来打”，根据不同的违法程度接受不同鞭数。（见今日本报A18版）

    这个建议非常新颖。对犯人予以“体罚”，似乎是很遥远的记忆了。顾名思义：刑，即刑罚，特指对犯人的体罚。甲骨文的“刑”字，像人被锁拘在一个木制的笼框中的样子。把犯人关在囚笼中游街示众，是古代对犯人常用的一种体罚方式。在现代法治构架下，刑罚作为酷刑、不人道的代名词，被扔进了历史的故纸堆。即使是“家法”，对犯错的人进行体罚，也不被法律所认可。所以，当身为广州市公安局政治部人事处处长的陈伟才提出鞭刑观点时，在场的广东省人大代表们“听罢此言，全场爆笑”，亦在情理之中。

    不过，陈伟才是认真的，他将在即将召开的全国两会上呼吁中国引进鞭刑。因为，“目前全市（指广州）刑事案件高发的态势跟全国形势吻合，比较处于高位”。他认为，要用“严刑峻罚”来解决这一问题。也许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刑事案件高发，治安形势严峻，中国的刑法虽严厉，但效果并不显著，威慑力不够。中国正处于社会剧烈转型期，各种思潮泛滥、各种情绪爆发，加上经济高速发展引发的系列社会问题，带来一些矛盾与影响长治久安的隐患，在所难免。谋划应对之策，甚至在立法层面上予以制度设计，无可非议。说此建议务实，算不得是恭维。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如果有鞭刑，那么对轻微或特定犯罪人员等，通过法院简易程序判决并执行鞭刑，其威慑力与示范效果，或许，至少比现在流行的“劳教制度”要好。

    据媒体报道，新加坡是一个东方版本的法治国家，世人都为其立法之细和执法之严而叹服不已。鞭刑是其特有的刑罚，执鞭人受过专门训练，用的是印尼生产的直径2．5厘米的藤条，一鞭下去不说是皮开肉绽也得说叫人刻骨铭心，疼痛之苦一辈子忘不了。这一刑罚极有威慑力，挨过的人永世不忘，没挨过的人谈鞭色变，不敢以身试法……然而，鞭刑在中国虽古已有之，如今有没有合适的法治与政治土壤，还很难界定。

    在一个法治理念深入人心，而权力动辄超越于法律之上的国度里，任何制度设计尤其是简单易行的刑罚，不管其设计初衷是多么美好，都极易被权力利用，成为一种排除异己、清除异类的暴力工具。比如，如果把鞭刑用来对付上访的人，想想都后怕。陈伟才提出建议后，“有代表附议，几个月太短，干脆延长到几年内完成这几鞭，时间拖得更长，会形成更大震慑力”。虽是代表们的调侃，但其折射出的玩弄法律的心理，其实就是社会现实的反映。

    ■本报评论员 吴晓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