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自杀，这阵子又密集起来。1月8日，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祁晓林自缢身亡；1月11日，甘肃武威市凉州区法院副院长张万雄坠楼身亡；1月14日，湖北随州市科技局局长王甫友坠落身亡。

    官员自杀，往往是因为“有抑郁症状”、“有抑郁倾向”。但，抑郁是怎样造成的，抑郁要达到怎样的程度才会自杀，自杀官员死前有过医学诊断还是事后临时被定性抑郁，事后的定性又是否由医生做出？从来没有交待，“抑郁”二字，就可以把我们打发。

    一个官员抑郁到要跳楼的程度，为何没辞职，没病休，甚至没去看过医生？他的抑郁症状是否被发现，是否有人过问？暂且相信自杀官员确属抑郁，但抑郁到已经崩溃的官员，还在继续上班，可以说既不合乎人道，也不利于公共事务办理，又岂能不追问官员管理的问题。

    抑郁严重影响人的情绪、自我评价和行动效率，因而一定会造成人际关系的变化，影响工作。如果说官员抑郁并不影响其人际关系和工作效率，那岂不是说中国的官员产生了心理和精神症状，相关公务系统也完全不受影响，这是中国的公务系统有特殊的“抗病能力”，还是中国的公务系统有特殊的服侍官员的能力？

    有人曾说，官员抑郁自杀，说明做官压力大，必须重视对官员的心理辅导。从“官员也是人”的角度来说，这大概也是有道理的。然而，出任官员，担当职务，本应有足以承担工作的身心条件。如果官员本身不具备工作抗压能力，何以被选任？如果人们时常要顾及官员是否抑郁，是否接近崩溃，那又怎么好对他进行督责，谁督责过严，岂不是有伤善待病人的基本道德？

    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建立在自杀官员真抑郁了的前提之上。而官员自杀真是抑郁所致，还是抑郁拿来作为解释自杀的方便原因，我们还不了解。需要破局的是，即使抑郁，官员自杀仍须彻查，选任过程仍须负责，抑郁有抑郁要追究的问题，这才可能使自杀官员的“抑郁”变得真实起来。一称抑郁，死了就百事消灭，无须再向公众说什么，这种做法如果畅通无阻，“抑郁自杀”的官员一定会越来越多。

    ■刘洪波 转自《新民周刊》  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