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社科院最近的相关专题调研显示，文化馆、档案馆、基层图书馆和文化站等公共文化场所，年均光顾率不超过5次的受众比例均超过了90%；超过一半的市民一年中从来不去这几类文化场所，资源闲置状况严重。（1月14日《北京日报》）

    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的人文素养，阅读是一个硬指标。有相关的统计数据表明，全世界平均每年每人读书最多的民族是犹太人，为 54 本；美国每年每人读书46本；日本紧随其后，40本左右；加拿大17本……中国最低，每人每年只读4.5本。数据的差距反映出不同国家、民族之间的阅读习惯和阅读心态，而如今，文化馆、图书馆的几乎门可罗雀，又进一步印证出阅读心态的退化。

    其实中国人并非一个不爱读书的民族，相反，读书的传统从来贯穿了历史、文化的进程，且这种读书传统在很大程度上还包含着“治国平天下”的价值观与责任意识。著有《说文解字》的许慎曾说：“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将著书、读书与垂后鉴古进行了内在联系，而苏轼的“人生识字忧患始”，也将中国读书人的应有担当一语道出。摒弃读书中内含的社会责任感不言，单从个人素质的提升上来说，读书也是令人炼就修养、增强气质的必由之路。古人云：“三日不读书，则面目可憎。”便是对读书意义的朴素阐释。

    上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人文复兴的年代，当时的中国社会读书氛围颇为浓厚，周国平的一本《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一次印刷就能超过10万册。残雪的《五香街》被翻译成英、法、日文，引起欧美读书界的轰动。在国内，历史、政治学者福柯的著作一本就可以有超过20万册的印数。不仅仅是文学在当时被广泛追捧，哲学、历史、政治学也成为中国人阅读书目中的常见书籍。或许八十年代因其特殊性而导致了读书风潮的兴起，毕竟之前经历了长时期的“文化荒漠期”，当文化发展开始多元化后，便自然刺激了民间的文化需求。

    但不可否认的是，曾经的阅读风潮在逐渐退去，取而代之的是“不求甚解”的浅阅读，以及越来越依赖网络信息的碎片化知识积累。同时，物质的丰盈击败了精神的追索，日益优越的物质条件，和娱乐至上的生活心态使阅读节节败走。许多人可以在麻将桌上日以继夜地奋战，却无法在灯下读书哪怕半个时辰。即便读书，不少人也只是“功利性”、“工具性”阅读，或为应试，或为求职、晋升。

    当然，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也使人难以静下心来完成真正的阅读，但生活节奏的加快很难成为不阅读的理由。清朝名儒龙启瑞曾说：“人虽至促迫之时，亦必有一二刻之闲，可以安坐读书。”读书最关键的不是时间，而是心态，这种心态的培养，来自多年的坚持，来自对知识的勿忽勿怠，有着良好阅读习惯的人，对生命的理解总会更通透，更精细，也更豁达。

    北京的这个调查样本其实是整个中国阅读心态的写照，在越来越有阅读条件的今天，我们的阅读兴趣在丧失，阅读心态在退化，在这种退化之下，其实我们生命的丰富也在日益打着折扣。■本报评论员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