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杨博智 黄海文  雷昕

    去年12月下旬，雨花区一桥下，一名流浪者冻死；今年1月3日，开福区一桥下，一名流浪者冻死。

    数天，两命，他们缘何拒绝温暖不去救助站？本报记者戴鹏以流浪汉身份进入长沙市救助站，不料却遭救助站3名员工围殴。

    本报昨日刊发此报道后，引发强烈反响。

    1月9日下午5时，受伤记者仍躺在病床上，长沙市民政局对此事在长沙市救助站单方面举行情况通报会，试图掩盖真相。

    为此，我们对于争议焦点一一进行了回应，读者朋友也可登录华声在线(www.voc.com.cn)浏览长沙市救助站打人视频，所有细节均清晰可见。

    【焦点1】

    死摁记者VS“临时约束性措施”

    下午5时，在通报会上，事发当晚救助中心窗口接待员吴婷婷首先为公布的其中一段无声视频做“现场配音”讲解。

    “戴鹏说：‘你们为什么打人？’并指着视频摄像头说，‘摄像头拍了下来’”，“保安说：‘我们只是要你配合检查’”，吴婷婷的现场讲解很顺畅，几乎惟妙惟肖地“还原”了现场。

    对于报道中提到的细节：“这时，一名工作人员突然冲上前来，绕到记者背后，将记者双手死死束缚。紧接着，另外两名工作人员冲上前来，死死地摁住记者。”对此，长沙市救助站站长黄智谋用了一个词解释——这是“临时约束性措施”。

    现场哗然，有记者问，“临时约束性措施”是什么措施，有什么样的技术标准？但未获回应。

    【焦点2】

    一支录音笔VS口袋非常鼓囊

    戴鹏为何被殴打，长沙市救助站的解释是“工作人员发现其裤口袋非常鼓囊，怀疑藏有刀具或其它违禁物品”，随后，对戴鹏的殴打开始。

    【焦点3】

    现场公布当事记者家庭电话

    长沙市救助管理站办公室主任李锋甚至对现场几十名记者公布了记者戴鹏的家庭电话。

    有记者大声反对，“这涉嫌泄露他人隐私”，因遭到现场其他记者的反对，李锋才没有重复号码。

    【焦点4】

    老人被捆了多久没人理会？

    救助站员工高喊“这里没什么好看的了” 

    当吴婷婷讲解完“戴鹏被制服，无奈亮明身份，接听了该站救助人员拨通的其父亲的电话，通过协商离开救助站”这一段视频后，监控视频长久地停留在这样一幅画面：一名流浪汉被用担架抬进该站丢在救助大厅的地上，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手脚被捆。

    此时，该站工作人员在后场大声喊，“这里没什么看的了，快进，快进！”

    【焦点5】

    现场被问800万用到何处？

    在最后的提问环节，有记者问到“长沙市救助站每年的救助经费情况”，该站站长黄智谋回答：“我们市里非常重视这项工作，要多少经费，就拨多少经费，实报实销。”随后他又主动说，“2011年是400万元，2012年是800万元。”

    当记者问他这些钱用到了哪里，是怎么用的，他爽快地表示，“欢迎媒体记者随时随便到管理站来查询”。

    【回应1】

    法律规定严禁殴打流浪者

    记者戴鹏在长沙市建设医院治疗，医院诊断其：轻度脑震荡，左脚软组织挫伤等多处受伤。

    《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第十四条规定“救助站工作人员应当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和有关规章制度，不准拘禁或者变相拘禁受助人员；不准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或者唆使他人打骂、体罚、虐待受助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尚不构成犯罪的，依法给予纪律处分。”

    记者戴鹏以流浪者身份进入长沙市救助站，也以流浪者身份走出长沙救助站，该站凭何对其进行人身伤害？而且，打人者迄今未被法律制裁，他在医院里也一直无人表示歉意。

    【回应2】

    录音笔根本胀不了冬装裤袋

    通报称，工作人员发现记者戴鹏裤口袋鼓囊得很大，怀疑其携带危险品，从而引发搜身的理由，避开暴力事实。

    戴鹏暗访前只带了一支约4厘米长、1.5厘米宽的录音笔取证用。它怎能让裤口袋“鼓囊得很大”？

    在现场，就有记者试验，一支普通的录音笔不过比一个一次性打火机稍大一点，放入冬装的裤袋里，从外面几乎看不出来放了东西，更别提“非常鼓囊”。

    【回应3】

    公布电话涉嫌违法

    通报会上，戴鹏以流浪者身份在救助站留下的老家电话被公布出来，随后他家的电话遭遇轮番拨打，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干扰。

    按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戴鹏咨询法律专家后认为，这里的“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包括宣扬他人的隐私，而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也当然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回应4】

    医院证实

    流浪老人被捆两个多小时

    老人被缚住双手、双脚，直接放在长沙市救助站大厅，长沙市救助站在“快进”播放后，掩盖了一个事实——这个老人就在救助站大厅，无人管无人问达两个多小时。

    据长沙市民政局提供的信息，这名流浪者从11点多钟被抬进救助站，而精神病医院提供的讯息显示，他们大约在次日凌晨一点半收治了这名流浪汉。

    【回应5】

    救助站以“时间不早”

    搪塞公布账目

    通报会上，长沙市救助站站长黄智谋主动介绍，该站经费“2011年是400万元，2012年是800万元。”在记者随即发布微博后，立即有网友称，要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去查一查这些钱的去向。

    随后，有记者在现场问这些钱的具体用途，黄智谋爽快地表示，“欢迎媒体记者随时随便到管理站来查询。”

    但当记者继续追问时，新闻发布会主持人称“时间不早”，打断了现场记者的继续提问。通报会在一阵嘈杂声中结束。

    解释与回应

    “寒心的不是遭遇，

    而是每个人都可能面对的恐惧”

    “当其（记者戴鹏）情绪激动地走进窗口接待办公室时，工作人员发现其裤口袋鼓囊得很大，工作人员担心其携带的是危险品。驻站医生立即上前，想让他（记者戴鹏）将口袋里的物品拿出来，该男子极不配合，且拼命地用手捂着，极力反抗。这时，值班保安担心其有精神暴力倾向，也上前采取临时约束性措施。由于互相推搡，其摔倒在地。”

    ——长沙市救助站站长 黄智谋

    VS

    “我以流浪者的身份进入救助站，以流浪者的身份走出救助站。我所遭遇的一切，任何一个流浪者都可能遭遇，任何一个公民都可能遭遇。长沙市救助站1月7日以‘疑似精神病’为由对我进行殴打，今后也可能以此对每个人进行殴打；他们以‘临时约束性措施’推卸责任，今后也可能以此对每个被打者推卸责任。我真正寒心的不是因为自己的遭遇，而是每个人都可能面临这种遭遇而产生的恐惧。”

    ——新闻当事人 本报记者戴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