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始终把改革创新精神贯彻到治国理政各个环节”,并对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作出部署。
这份充满改革创新气息的报告,字里行间传递出诸多改革新指向。
【行政体制改革】
减少领导职数 降低行政成本
职数削减后易“死灰复燃”,要加大监督力度
“总人口73188人的县,竟有1正16副县长!”一条热帖曾引发各方关注,虽后经澄清该县副县长实为9名,但由此引发的热议并未结束。
十八大报告明确要求,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减少领导职数,降低行政成本。十八大代表、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委书记梁维东认为,减少领导职数,不仅能降低行政成本,更能提升行政效率,是政府更好地向服务型转型的一个现实要求。
“不过,经验证明,职数削减后常常容易‘死灰复燃’,对此一定要加大检查和监督力度,确保改革效果。”他说。
【户籍制度改革】
让农民工真正转移成市民
去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近2.3亿,平均年龄28岁
去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接近2.3亿,相当于第五大人口国印尼。流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只有28岁,“80后”新生代农民工已占劳动年龄流动人口的近一半。让农民工真正转移成市民,不仅关乎我国城镇化和现代化的未来,也是实现公平正义和维护社会稳定的需要。
“解决外来工融入当地的问题,关键是实现教育、就业、医疗等权益均等化,这些都与户籍制度紧密相连。”十八大代表、农民工洪刚说。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
改革征地制度保护农民权益
征地侵民进而诱发社会矛盾的现象时有发生
十八大报告提出,改革征地制度,提高农民在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分配比例。
近年来,征地侵犯农民利益进而诱发社会矛盾的现象时有发生。“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收入和财富的重要来源,报告的这项举措,将使被征地农民的利益得到更好保护,也会遏制乱占乱征耕地问题。”十八大代表、浙江安吉县农民宋昌美说,“广大农民都在盼着这项政策,希望抓紧出台标准,更好维护农民权益。”
【民生领域改革】
公共服务指向“更多更公平”
上海尝试“让农民变股民”改革
十八大报告中“公平”频频出现:大力促进教育公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2009年起,上海松江在乡镇一级建立镇级农民集体经济联合社,让本地农民成为联合社成员,集体资产明晰到人。这项让农民变“股民”的改革,保证了失地农民长期受益。
“在民生建设中更加注重公平,不仅需要执政理念的转变,更需要制度的保障。”十八大代表、上海市松江区委书记盛亚飞说。
【生态领域改革】
建立生态补偿制度
让污染者承担污染后果
十八大报告专门将生态文明建设独立成篇,特别提出深化资源性产品价格和税费改革,建立反映市场供求和资源稀缺程度、体现生态价值和代际补偿的资源有偿使用制度和生态补偿制度。
“价格是有效的调节杠杆,只有改变可以低廉甚至无偿使用生态产品、让污染者承担污染后果的做法,才能扭转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十八大代表、中石油副总裁兼长庆油田分公司总经理冉新权说。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者得利
关键是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做到民主、公开、竞争
十八大报告提出,完善竞争性选拔干部方式,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不让老实人吃亏,不让投机钻营者得利。
“这是纯洁党员干部队伍的一个重要标准和抓手”。十八大代表、上海浦东新区区委书记徐麟说,“关键是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只有做到民主、公开、竞争,才能实现择优的目标。”
十八大代表、上海中医药大学辅导员洪汉英认为,真正落实两个“不让”,一定能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各尽其能、才尽其用。
>>代表心声
“义务教育”变“教育”更公平
“十八大报告中两个字的消失,对于我们农民工群体来说是巨大的希望。”作为出席党的十八大的26名农民工代表之一,广东中山大洋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职员闫文静说。
近3万字的十八大报告中,闫文静十分准确地找到第39页倒数第三行:“积极推动农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
十七大报告中,与之相对应的表述是:“保障经济困难家庭、进城务工人员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
从义务教育到教育,“义务”二字的消失,意味着从就学层次上,学前教育和高中阶段乃至高等教育阶段的大门,都要向农民工子女平等敞开。
>>微博热议
依靠制度,让公权成公器
【博文】 当权力成为乐趣,各种后果滋生;当制度成为“制约”利器,社会才会规范有序。十八大报告屡屡鲜明提及的制度建设表明:执政党的成熟不仅表现于思想、理论,更体现于制度。依靠制度的力量,公权将成为公器。构建制度力量,我们正在路上。
【跟帖】 医行天下231500363231: 让制度约束权力,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行动!
【跟帖】 “Rich088”:希望制度的建设加紧加快。腐败盛行导致亡党亡国绝不是危言耸听。
【跟帖】 “消游侠”:制度有了,执行力也要跟上。
■均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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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大系列评论之四
深入反腐
需决心与制度齐下
在十八大报告中,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明确表示,坚定不移反对腐败,永葆共产党人清正廉洁的政治本色。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要坚决查处大案要案,着力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腐败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不论权力大小、职位高低,只要触犯党纪国法,都要严惩不贷。
腐败一直是困扰整个社会的长期问题,因腐败而滋生的不正之风,以及因此引发的公平公正缺失,让社会的焦虑感俱增。在每年查处的腐败贪污大要案件中,不论官职大小,其腐败的程度与金额都让人惊愕,在屡禁不止的腐败面前,民众的愤怒感越强,无力感也越重。尽管曾提出要对腐败进行“零容忍”,但在反腐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制度不力,以及腐败蔓延、繁殖的速度之快,都让“零容忍”没有生发的空间。
从开始的“高薪养廉”,到上世纪90年代《财产申报法》列入立法规划,我国在反腐领域作出了制度尝试与探寻,但随后的二十年里,腐败程度未减,制度施行却触礁。原本最能有效遏制官员腐败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因为只有申报环节,没有公示环节,无法从根本上震慑贪腐官员。此前“火”遍网络的“表哥”杨达才,以及拥有21套房产的“房叔”蔡彬,在对组织申报财产时均没能如实申报,而是在偶然事件中才曝出真实的个人财产信息。
少数权力在手且未受有效制约的官员,本身就容易利用权力寻租攫取财富,加之财产公示等措施存在制度性缺陷,令其有了更多的贪腐空间。十八大期间,学者汪玉凯提出“新提拔官员应公开财产”,意在应从起点公正做起,一视同仁地向社会公开官员财产。此举或能成为破除贪腐的一个有力举措,但若从制度层面的完善性与有效性来看,除一视同仁地对官员财产进行申报与公开之外,还应在各种贪腐成本的提升上加大力度,提高官员贪腐的风险,加重贪腐人员的多重代价,让他们“闻贪丧胆”,才能破解官员贪腐久治不愈的迷局。
目前之所以贪腐屡治难绝,除根源上的权力狂野、无牢监禁之外,他们在法律成本、经济成本、政治成本、道德成本上的损失,与其贪腐的程度完全不成正比。有些巨贪落网后量刑畸轻,经济惩罚也不够,导致前车之鉴难以成为后来者的警戒,同时大多贪腐官员在政治成本上更是无须付出过多代价,甚至不少官员在被处分后也并不影响其“仕途”。我们看到有的官员被“带病提拔”,或者在此地犯错后,在彼地升迁,这些都反映出制度性缺陷带来的不良效应。
十八大报告指出,“建立健全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是权力正确运行的重要保证。”中纪委工作报告更是以“严重的政治斗争”表明反腐的艰巨性。中央的反腐决心让人们再度拾起治理官员腐败的信心,而制度保障是预防和治理腐败的根本保证,接下来的制度设置与施行,应当加大力度,避免落入“反而不治、贪而难纠”的现实窠臼。■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