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日本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为彻底征服中国，日本在强力推行其军事行动的同时，还在经济领域对中国发动了另一场战争—伪造法币，瓦解国民政府经济。由此，中日之间开始了一场没有硝烟的经济战。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本在中国制造的伪钞共达40亿元，在日占区流通的金额约25亿元，相当于抗日初期两三年的中国战费——从中国抗战开始到武汉失陷，国民政府战费只有10亿到15亿元，国家行政经费仅7亿元，合计不过17亿到22亿元。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侵华战争是一场依靠伪钞维持的战争。

    壹 秘造伪币

    以战养战，用废币、“军票”掠夺中国物资

    在1937年8月的淞沪抗战中，中国官兵竟然从阵亡日军士兵的口袋里发现了一些中国纸币，其中一些还是一家早在袁世凯上台后就已宣布倒闭、名曰“中国殖边银行”发行的废币。这些日本士兵拿着中国已经弃用的纸币干什么？ 

    原来，日本对华经济侵略图谋已久。还在1937年卢沟桥事变时，为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日本陆军最高指挥部参谋本部就密令日本特务机构，制定并实施破坏国民政府经济的措施。淞沪会战之前，为套取军需物资，摧毁沪宁杭地区的经济基础，日军直接把这些废纸币上面的“黑龙江”等字涂改成“浙江”、“江苏”，强行在沪宁杭地区使用。 

    1938年底，日军逐渐停止对华大规模军事进攻，转而加强推行“以战养战”的经济战，其最险恶的一招，就是使用无编号的“军用手票”，大量强购各种物资。但这种军票“上午买只鸡，下午买粒米”，毫无流通信誉，遂遭到日占区民众不同程度的抵制，在金融领域举步维艰。

    “中国通”山本宪藏秘密制造中国法币伪钞

    眼见急需购买中国物资却用不成军票，而获取外币和中国法币又非常困难，于是，制造法币伪钞便被提上了日本高层的议事日程。日本方面将此事列为特等绝密，选择素有“中国通”之称的山本宪藏大尉作为具体执行者。

    经过仔细研究，山本写出了《法币谋略工作计划》提案，指出可以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这四个发券银行的法币为制造对象，并探讨了纸质和印刷技术，还指出，用伪钞购买国统区货物的同时，还可以收集情报，可谓一箭双雕。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于1938年12月亲自下达命令，批准伪造中国货币：“据附件计划实行通货谋略。” 

    根据这一密令，山本宪藏被专门调到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门负责制造中国法币的工作。山本等人最先选中了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实验对象。以此为模板，他们印刷出了几十万元的成品，运往中国套购物资。然而，中国传来一个令他们瞠目结舌的消息：他们伪造的5元面额法币竟是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废币！第一次伪造法币行动计划流产。

    贰  假币泛滥

    不断采用各种技术使伪币以假乱真

    第一次造假失败后，山本等人并不气馁，最终于1939年11月试制成功假法币。假币在向银行兑换日元时，因纸币太新露出马脚。山本遂采用“污损器”将新钞速变为旧钞，真伪混合，并在捆条、签印、装箱材料、规格等各个环节，都做到与中国当时的金融机构完全一致。

    同时，山本还委托当时任汪伪政府统税局顾问的新田高博，让其不断报告流通法币的号码，以免重号。这一时期日本制造假币的技术并不高，并不能完全达到以假乱真的程度。

    1941年，日军攻占香港，查获了国民政府设在香港的造币厂。不久，又在商务印书馆查获了一批法币半成品，以及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这些为日军伪造更高质量的法币提供了更好的参考。

    次年3月，日军占领仰光，发现了一座国民政府设在此处的印钞厂。不久，太平洋上的一艘美舰被德国潜水艇捕获，发现了大量的、印有银行总裁印鉴的中国银行法币半成品小型张，面额达十多亿元。应日本军部要求，德国将这批法币移交给了当时侵华日军专门从事中国法币伪钞工作的松机关。山本等人最终伪造出了高质量的中国法币。

    伪币大量涌向国统区和抗日根据地

    山本将伪币中的七成交给了军属（日本军队雇佣的民间人士，又称军嘱托）阪田诚盛拿到国统区去流通。阪田当时已为日本侵华陆军从事特务情报工作多年，1939年曾以注册资本金1亿日元，于中国开办了“诚达公司”。该公司在沦陷区有53家分店，是不折不扣对中国实施经济战的机构。

    此外，阪田有自己的田机关（田乃取其姓中第二字），他利用与杜月笙大弟子徐采丞的关系，在上海四马路成立了挂在徐采丞名下的民生和佑生两商社。徐采丞遂利用其挂名的商社与重庆方面频繁地进行物资交换，有恃无恐地大肆使用法币伪钞。

    与此同时，为了掠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物资，破坏人民群众对抗币（抗日根据地自己发行的纸币）的信任，日伪绞尽脑汁大批制造假抗币和假法币，涌向抗日根据地。如1941年6月，日伪就曾印制大批假冀钞，由汉奸或奸商携入根据地内，以100元比34元的价格骗兑抗币。这些假抗币，或用来骗兑真抗币，或用来高价抢购粮食和其他物资，使根据地经济遭到极大破坏。

    叁  绝地反击

    以假对假，国民政府成立“对敌经济作战室”

    伪钞的横行引起了中方的高度关注，国民政府开始通令严禁假币的流通，规定凡贩卖牟利者严行究办，举报者有奖，并对大案要案及时曝光，以警世人。不仅如此，面对日本来势汹汹的经济战，国民政府也被迫制定并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成立了“对敌经济作战室”，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为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秩序，国民政府密令军统局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工厂。国民政府不惜花重金从美国购买纸张和最先进的印钞设备，又挑选了原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汇聚歌乐山，昼夜研制，精心制作。

    当时日本在日占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的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令其意想不到的是，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戴笠就会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将之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据后来统计，军统印出来的日伪钞票总数多达15000多箱。

    敌后抗日民主政权用土纸印钞票反假币

    几乎与军统出手反击的同时，敌后抗日民主政权也开展了持久的反假币斗争。1940年8月3日，晋察冀边区政府就曾发布《为严防假法、本币流行的通令》，并附以识别的办法。1942年2月，根据地推广用自造的土纸印钞票，钞票上也尽可能加些小玩意儿。土纸使用期一般为半年，而敌伪伪造纸币上市起码费时半年。因土纸破旧，老百姓会自动要求兑换新票，这时只要将旧票版颜色变换一下，敌伪造的抗币一进入根据地内，很快就会被发现。

    台湾学者许介麟的研究表明：登户研究所制造的伪钞总额约40亿元，伪钞在日占区流通的金额约25亿元。而从中国抗战开始到武汉失陷，国民政府的战费只有10亿至15亿元，国家行政经费则只7亿元，合计不过17亿至22亿元。登户研究所制造的伪钞，竟相当于抗日初期两三年的中国战费。 

    某种程度上说，日本侵华战争是一场依靠伪钞维持的战争。

    摘编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