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承认西方的普世价值，但是不能一味地站在西方的语境探讨中国的问题。”“民主、共和等与现代社会相关联的政治理念有赖于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有赖于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诉求。”多年以前，著名史学大家钱穆先生，客观考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探究、检讨中国传统政治，以为今用。在当今环境下，重读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仍颇有意义。

    钱穆（1895-1990）字宾四，史学大家，著名学者。曾任教于北大、清华、西南联大，创办香港中文大学建校三大书院之一的新亚学院。在史学、政治学、文化学、政治学等各领域皆有精深创见，成果斐然。本书是《钱穆先生全集》中的一本，今年年初在大陆出版。1998年，钱穆全集以《钱宾四先生全集》为题在台湾问世。三联书店亦有“钱穆作品系列”丛书出版。

    我很早以前，就想写一部中国政治制度史。

    我认为政治是文化体系中一要目。尤其像中国，文化精神偏重在人文界。尤其是儒家的抱负，一向着重修齐治平。要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绝不该忽略中国传统政治。

    辛亥前后，由于革命宣传，把秦以后的政治传统，用专制黑暗四字一笔抹杀。因为对传统政治的忽视，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误解。这是中国自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一个通病，全盘否认了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现在的意义，例如陈序经、胡适等人，一味推崇新文化、反对旧文化，实际上是对本国特殊性的否认。

    实际上，在辛亥百年之后，我们更应该思考，如何在二十一世纪用中国的语境解释中国的问题？我们要承认西方的普世价值，但是我们不能一味地站在西方的语境探讨中国的问题，这是空中楼阁，没有实际基础。我们若要平心客观地来检讨中国文化，自该检讨传统政治。

    我认为政治制度，必然得自根自生。纵使有些可以从国外移来，也必然先与其本国传统，有一番融合媾通，才能真实发生相当的作用。否则没有生命的政治，没有配合的制度，决然无法长成。换句话说，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甚至不惜摧残人事来迁就制度。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一面高唱民主，一面痛斥旧传统，旧文化。我们试问是否民主政治可以全不与此一民族之文化传统有关联，而只经几个人的提倡，便可安装得上呢？

    民主、共和等与现代社会相关联的政治理念有赖于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有赖于社会大多数人的共同诉求，而现阶段中国这方面的民意基础是否足够呢？我们应该画一个问号。而且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死的制度绝不能完全配合上活的人事。

    就历史经验论，任何一制度，绝不能有利而无弊。任何一制度，亦绝不能历久而不变。历史上一切以往制度俱如是，当前的现实制度，也何尝不如是。我们若不着重本身人事，专求模仿别人制度，结果别人制度，势必追随他们的人事而变，我们也还得追随而变，那是何等的愚蠢。政治制度归根结底必须适合国情——制无美恶，期于适时是第一；学我者生，似我者死是第二。其实中国历史上以往一切制度传统，只要已经沿袭到一百两百年的，也何尝不与当时人事相配合。又何尝是专出于一二人之私心，全可用专制黑暗四字来抹杀？

    ■文/钱穆（本文节选自《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序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