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英

    中国的改革，一直以来都是一个亦喜亦忧的命题。“渐进式改革”提出后，增量改革、双轨制改革、倾斜式改革等都取得了一定成效。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因此释放的社会活力,让整个经济增速突飞猛进，近十年来， GDP年均增长10.7％，远高于世界经济年均3.9％的增速；经济总量连续跨越新台阶，从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改革缔造的经济奇迹一度让人惊讶于这种“中国模式”的创造力与爆发力。

    但经济维度显而易见的成果显然不能让越来越具政治选择智慧的民众忽略本应同步进行的政治改革。人们已经看到，在经济成果的辉煌外表下，仍然有着经济发展所不能完全解决的多种社会问题。在经济改革已具成效之后，政治改革若不能相应配套，不仅经济发展最终将受掣肘，其他层面的改革与发展也必定难于深入展开。任何层面的改革都需要制度前提，若想将整个社会的改革进行得更彻底，就需要一个与之相适应和配套的政治制度底盘。只在枝叶上做些修剪的改革模式，难免会堕入随后的“制度陷阱”中，导致在改革推进的过程中出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治标难治本的治理困境。

    前期的改革中，因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下权力未从市场中退出，导致权力与资本结盟，形成了一个逐渐庞大而坚固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增量改革中的获益，其心理由最初的支持改革转变为抗拒甚至阻挠改革。房地产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房价的日益走高，给政府带来可观的财政收入，腐败的权力则借由这个资本雄厚的产业进行贪婪的攫取，二者互相依赖、各取所需，所产生的高额经济成本，则通过提升房价的形式摊派到整个社会。近些年来，中央对房价的调控不可谓不苦心孤诣。2010年4月，国务院发布“新国十条”，出台了包括“建立考核问责机制、完成建设保障性住房及改造住房任务、加强对房地产开发企业购地和融资监管”等在内的十条针对性措施，尽管调控决心很大，措施也坚硬，但各地的“地王”却仍然频频冒出，房价也仍然停留在“越调越涨”的怪圈中。究其原因，有多年来出台的调控政策执行不到位的“坏账”积留，也有尽管措施频频出台，却始终未能触及根本的“土地财政”这一核心问题等原因。而土地财政，恰恰是各地方政府赖以提升GDP的重要支柱。既想调控房地产又不想伤害GDP增长，既想控制房价又不想触及政府自身及银行、开发商等利益群体的利益，在这种“中庸思维”及财政增长的路径依赖之下，保守有余刚硬不足的疗法也就流于隔靴搔痒。

    房地产业的治理困境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改革进行到深水区后，若现有体制无法摆脱依赖利益获取的路径，改革便只能游离于核心问题的边缘。这种依赖性除天然抵抗变革，还会负向发展成破坏社会基础的工具，最为具体的表现便是与民争利。这些年，最能反映权力在地方财政积累过程中急功近利、冷血无情的，便是此起彼伏的强拆行为。在强拆背后的利益驱使下，权力与权利的对峙达至白热化。因为利益获取模式的被默许，行政权力在施行强制手段时便可无所顾忌，同时还催生出“效率至上、其它靠边”的激进行为，如以激烈手段进行强拆；如权利方因无力抵抗权力的进犯而选择以惨烈的方式进行无效控诉等现象。这种模式的蔓延，导致了尖锐的社会矛盾，每年因征地、强拆而上访的人数占到了上访人群的近80%。因强拆而产生的治理困境同样体现在制度纠正和更新的艰难上。2010年，以王锡锌、姜明安牵头的北大五学者曾联名上书要求修改《拆迁条例》，而早在2007年，国务院法制办即着手研究修改现行拆迁条例，三四年的时间里，一部与宪法精神相悖的条例，其修改工作却一直难产，进一步体现出权力在利益的羁绊下进退维谷的窘态。

    经济改革作为主体性改革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所以政治改革就变得非常重要。如何在政治改革中深入解决经济改革中遗留下的各种社会问题，如何不再在破坏和损害社会的方式下达成经济增长，如何建立市场经济中的权力退出机制，以及如何真正约束和规范权力，都需要真正的体制性突破。“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已进行了三十几年，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如何找准航向并迎风破浪，是需要改革者们正视和努力的。每次政改信号的释放都让整个社会翘首以待，已有的经济进步固然让人欣喜，但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引发的社会连锁反应，却因与民众利益息息相关而被广泛关注，也让民众对久等不至的政改滋生出失望与怀疑情绪。在问题症结明显的前提下，改革需要在长期的“休克疗法”之后施以霹雳手段，从矛盾的窠臼中挣脱出来。这是有效破解目前的治理困境的最佳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