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3年前，长沙湘江边一座叫“立庄”的楼房里，三位貌不出众却有着特殊经历的醴陵男人，冒着被特务追捕的危险，为长沙和平解放四处奔波。很少有人料到，这正是陈明仁特设的“地下机关”……今年是长沙和平解放63周年。70多岁的“清舞”老人给“记忆”特别撰写文章，首次披露了包括他的父亲温汰沫在内的三位醴陵男人，为长沙和平解放所历经的惊险故事。

    【背景】

    1948年10月，陈明仁应白崇禧屈驾恭请赴武汉就职，后任兵团司令官。在武汉，陈明仁口里喊“要战到最后一人”，暗中则与程潜默契，倾向和平。1949年2月，陈明仁以第一兵团司令官身份率二十九军、七十一军到湖南编训，兵团司令部设在长沙。 陈明仁到长沙后，与程潜来往密切。后来，陈明仁接管长沙警备司令部。经过中共地下党的一系列工作，程潜和陈明仁共同表示了与共产党合作的意愿。1949年8月3日，陈明仁约集汪士楷等人在麻园岭住地共商草拟宣告起义电文稿。8月4日,由程潜、陈明仁领衔发出起义通电。8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开进长沙城，正式宣告湖南和平解放。

    【人物简介】

    ◎温汰沫，在陈明仁部下先后任中尉书记、上尉营指导员等。1948年秋，陈明仁调往南京国民政府任参军闲职，温汰沫借机向陈提出了谋求和平、掌握实权、争取返湘的建议，深得陈的认同。1949年，陈明仁出任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并兼任武汉警备区司令，陈即请温汰沫出任兵团及警备区司令部办公厅主任。

    ◎汪士楷，最早留法勤工俭学的人士，与周恩来、蔡和森等人积极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的活动，是邓小平入团的介绍人之一。1924年，汪回国投身革命，南昌起义时任党的江西省委书记。他曾被陈明仁聘请为顾问，对陈的影响很大。

    ◎李君九，1925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回乡从事教育工作。1927年起，先后任北伐军东路先遣军政治部组织科长，江苏省外沙行政公署行政委员等。 抗日战争时期，任预备第二师桂林留守处主任，是师长陈明仁十分信任的僚属和朋友。抗战胜利后，任台湾长官公署专员。

    壹 长沙一座不起眼的楼房，迎来一名陌生中年男人

    寿星街，是长沙北门临湘江不远的一条自北向南的小街。这里原来有一座不很显眼的房子，朝西的大门上方刻着两个字：立庄。

    1949年4月的一天，一位四十多岁、身着便装的人来到这里，打开门，审视着这栋被主人遗弃的楼房：这是一座两层楼的红砖房，四堵高墙让它与周围的民居隔离开来。大门朝西，进门后有一个不大的院落，楼房却是坐北朝南的。底层中间是一间大厅，两旁各有两间正房，楼上的格局也大体相同。主楼的北边还有一排平房，几间单独的住房，加上厨房、浴室和厕所。来访者特别细心地注意到了北墙紧邻千佛林小巷，有一扇很小的后门与之相通。他点点头，离开了。

    几天后，一队军人把这座房子打扫得干干净净，搬来了一些简朴的家具。显然，立庄在等待着迎接新的主人。

    贰  三位貌不出众的醴陵人，特设“谋划中心”

    第一位住进来的是温汰沫，就是前来视察房子的那位中年人。五月，又住进来两位，一是汪士楷，一是李君九。他们三位都是醴陵人，年轻时就是好友，各自都有着非凡的经历。

    温汰沫此时是国民党第一兵团及长沙警备司令部的办公厅主任。他是陈明仁的亲信，早在北伐战争时期，就被陈明仁留在了自己身边。汪士楷，矮瘦的个子，清癯的脸上架着一副眼镜，下巴上蓄着短小的山羊胡，一副典型的学者模样，此时的身份是省立克强学院院长及私立民国大学法学院院长兼校务委员会主席。李君九，中等身材，头发向后梳着，不苟言笑，略显矜持。1949年4月，接到温汰沫邀请回湘的电文，他立即从台湾赶回故乡，被任命为第一兵团高参兼第一处处长。

    这三位外貌并不出众却有着特殊经历的人住进之后，旋即把在外地的家眷都接了过来，立庄顿时显得热闹起来。孩子们进进出出，吵闹嬉戏，加上三位主人都是身着便装，出入步行，在外人看来，立庄就是一所平常的民居。只有知情人知道，这其实是陈明仁将军为了和平起义而特意建立的一个谋划中心，是一个名符其实的“地下机关”。

    叁 被国民党特务察觉，立庄里的家眷被迫迁至丝

    茅冲

    立庄距陈明仁位于麻园岭的公馆不远，陈明仁也常来这座不显眼的楼房。不久，第一兵团的一些通信兵也住到附近的一所龙王庙里，架设了多部收发报机。

    这三位醴陵人在这几个月里可以说是朝夕相处，他们努力融为一体又各有侧重：温汰沫关注的是国民党人员和兵团内部人员的动态；李君九主要负责与中共地下组织的接触和与程潜系统的联系；汪士楷则与社会各界特别是知识分子保持密切的联系。白天，他们在外奔波忙碌，或在家接待来访，但每天深夜，他们总会在一起交流。汪士楷的才学和见识总是使他们得以高瞻远视，李君九的理性分析又使他们处变不惊，温汰沫的足智多谋则使他们得以在复杂纷纭之中，总能找到应对策略。

    1949年5月到8月，立庄人来人往，各色面孔俱现。有时在清晨，有时在深夜，在静悄悄的氛围里酝酿着风云变幻的怒涛。很快，国民党特务的嗅觉触及到这里。7月底，三家的家眷被迫迁到近郊丝茅冲的一所学院里住了一段日子，直到解放军进了城，才返回立庄居住。

    肆 一位八旬老人回忆，“离开温汰沫家，我们遭遇

    了空袭”

    8月临近解放的长沙，各种惊险小事依然在上演。2009年，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回忆过这样一幕：

    “1949年8月4日下午2时许，三伏天里的长沙闷热难耐。我接到命令，要赶到河东的温汰沫家去。温汰沫的家在寿星街，离现在的沿江风光带不远。当时，我并不认识温汰沫，不知道他是什么人，也不知道要发一份什么电报。 外头很乱，我和译电科科长只能着便装外出。过江时，我们遇到特务的搜查，后来，我们还发现有人盯梢。在经过潮宗街时，刚好有一群人当街打架，我们趁乱摆脱了盯梢。到了温家，电文底稿很快就到了科长手里，很短，不到200字。科长拿出密码本，我们两个一起把文字翻译成电码。翻译完成后，科长很谨慎，叮嘱我再核对一遍。这时，他把电文底稿交给了我。我看到里面的内容：我军元气殆尽……民不聊生，生灵涂炭……特向全国和西南宣告起义…… 看到这样的句子，我觉得很兴奋，因为，这意味着长沙不用打仗了。我们将电文翻译后，将底稿和电码一起交给了温汰沫。离开温汰沫家时，我们遭遇了空袭。”

    时间很快推移了六十多年，如今温、汪、李都先后去世，带走了他们以往的故事。今年，三家的后人相聚，原来十岁左右的孩子都已是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再也找不到那座熟悉的楼房，一条宽阔的营盘路已使立庄消失如烟。立庄故事也随着这一切变迁渐渐远去。

    ■文/清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