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结束后，李敬泽接受本报记者独家专访。谈诺贝尔文学奖和莫言，他并没有不耐烦；谈茅盾文学奖评选机制，他自觉“不一定是进步”；谈语言，他认为中国目前语言最大的危机是“不及物”，即语言不能精确地抵达“物”和我们的感觉。

    小茶室里，他用闲适的态度，将采访变成攀谈。

    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能够从莫言这样的作家那里得到什么

    都市周末：今年诺贝尔文学奖对莫言的颁奖词是“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现代融为一体”，您觉得莫言获奖是否也是国外对中国想象的一部分？

    李敬泽：人类一定是相互想象的，我们对西方的认识和理解，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文学作品。想象会有偏差，但偏差不能阻挡我们的相互想象和交流。至于给莫言的诺贝尔奖的颁奖词，我们现在看到的都是翻译过来的表述，关于“魔幻”一说我看到的就有三个译本：魔幻现实主义、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奇幻般的现实主义，这三种说法是有很大不同的。正式的颁奖词要到授奖的时候才能权威公布。但不管怎样，我们不必太在意西方在这件事上是怎么看我们的，这种特别在意别人怎么看也是一种拧巴心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能够从莫言这样的作家那里得到什么。

    都市周末：您是茅盾文学奖新评奖规则的主要设计者，去年茅奖和往届茅奖评选最大的区别及进步在哪里？您认为诺贝尔文学奖和茅盾文学奖的评判标准最大的区别在哪里？

    李敬泽：我并不愿意把这些称为“进步”，很多事情做出改变之后，并不见得就是进步。只能说我们要适应中国特定的状况。比如去年评茅奖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要公开，但是不是只有公开投票才能达到公正？我觉得不一定。诺贝尔奖的投票、评选过程，50年之后才能揭秘。有时候不公开也许更能够保持公正。就比如在单位，要选一个先进，领导和部下一起竞争，公开投票什么结果，秘密投票什么结果，你可以想想这其中的区别。茅奖这么做，是因为大家强烈地觉得现在中国社会公信度很低。现在看来，公开有一个大好处，给予了评委们很大的压力，起码他们不会乱投，至于这个投票是否准确地表达了他的判断，这又难说。所以说，天下没有完美的制度，我们只能选择特定环境下最恰当的一种。

    每个奖都有一个评判标准，都有一个宗旨，比如诺奖是“授予有理想主义倾向的杰出作家”。但标准落实到具体作品的时候，就没那么简单，争论会很大。比如诺奖评选早期的时候，对于托尔斯泰有没有理想主义倾向，都要严重争论。标准可能仅仅是争论的开始，不是争论的结束。

    只有立场和表态，很容易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简单粗暴

    都市周末：您刚刚在讲座中谈到莫言的语言，说他的语言革命性意义非常大。您如何看当代写作的语言问题？比如我们的古文里有很丰富的语言信息，读《诗经》的时候会觉得有一种植物的清香，它传达出颜色、气味等不同的感受；《红楼梦》里仅贾宝玉写给晴雯的一篇《芙蓉女儿诔》就提到30多种植物，现在的作家可能连这些身边的植物名字都没听过。都市的平板景象、生活环境和生活模式的统一标准化，是否是造成当代作家词汇量和想象力相对贫瘠的重要因素？

    李敬泽：是的。维特根斯坦曾经说过，我们就是活在语言的游戏中。正是因为有语言，我们才能感知活着的价值、快乐和意义。我觉得中国目前语言最大的危机是“不及物”，就像你刚刚举的例子。比如我现在手上的这根烟，我闻到了它散发出来的味道——它本身的味道，我现在所处环境和心境下它的味道，我要去描述它并不那么简单。语言要精确地抵达“物”和我们的感觉，是非常费劲的。

    古人有一种很沉静的心态，可以专注地注视一朵花，但我们现在有太多的花要看，我们看一朵花的时间可能不超过5秒，我们只能说它很美，但这朵花的红和另一朵花的红有什么不同，你很难去详尽描述。而古文中关于红可能就有上百种不同的微妙的描述。当我们的环境为我们打开一个视听世界的时候，我们的感觉可能不是更敏锐，而是更迟钝。“五色使人目盲”，就是这个意思。

    都市周末：如何看语言公共性的问题？能否谈谈多媒体时代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李敬泽：语言需要表达我的心声，而这一点在这个时代同样面临很大的危机。你会发现我们这个时代全部是立场性和论断性的东西，比如在微博上，你只要说你认为这是对的还是错的，赞成还是不赞成，这都只是一种短、平、快的“表态”。而这件事的复杂性在哪儿，我内心更丰富的感受在哪儿，却被省略掉了，得出这个结论的复杂过程也可能完全没有。这很容易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简单粗暴。

    不仅仅是文学创作，它首先对阅读就产生了影响。在这个时代，大家的耐心在普遍下降，像我这样的岁数，很可能是最后一代由专注的阅读培养出来的写作者。但我想，这个世界的真相、复杂和美，都需要我们的耐心，既需要我们耐心地读，也需要我们耐心地想。

    我们光顾着“老婆舌头”，没有时间在寂静中看看自己

    都市周末：您讲座的主题是“文学之镜与灯”，有人认为“镜”的对外反映更代表西方文化，“灯”的主观向内更代表东方文化，您赞同吗？

    李敬泽：我不赞同。西方文学对于人内心的挖掘花了最大的功夫，而中国文学最大的问题恰恰在于内在的挖掘不够。中国文学更倾向于“关系”。脂砚斋对《红楼梦》有一句批语：老婆舌头。什么叫“老婆舌头”？就是女人的八卦。在《红楼梦》那儿已经有这样的趋向，到了现在更是这样。我们的职场、官场、情场，还有《甄嬛传》，说到底都是“老婆舌头”。这是我们中国文学从传统到现代的一个重要趣味，某种程度上你可以说这是我们的特点，但另一方面，可能恰恰是因为我们的“灯”不够亮。当我们花那么多时间“老婆舌头”的时候，都没有时间在寂静中看看自己。我们光顾着外面的鸡零狗碎、斗智斗勇，忘了沉静地看看内心世界。

    都市周末：您的新书取名“平心”，您认为幸福的本质是内心的平静吗？刚刚您在讲座中提到您的大学生涯，认为北大时光带给您最大的益处是内心的自由，您认为有绝对的自由吗？昆德拉说那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您所理解的平静和自由的关系是怎样的？

    李敬泽：谈恋爱的时候很幸福，但内心肯定不平静。我指的“平静”是一种更宽泛的人生态度：不管是得益还是不得益，我们能相对地平心。绝对的自由肯定是没有的，内心总有一些东西在制约着我们。绝对的自由也并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一个人如果绝对自由了也很累。我刚刚说的“内心的自由”，更多指的是精神上的一种自由。北大那时候的氛围，没有那么多条条框框制约着我们，觉得可以有各种可能性，什么都敢想，用平时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就是“解放思想”，我觉得它不管对于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文/记者 李婷婷  图/记者 范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