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的十月前后，总有中国人在问：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不会颁给中国作家？即使不是十月，诺贝尔奖这个透着金光的大苹果也常常挂在中国作家的眼前。

    马悦然，瑞典文学院院士、著名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也是诺贝尔奖评委中唯一深谙中国文化、精通汉语的汉学家。他曾在公开讲话中解密诺贝尔文学奖评奖的情况。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如何产生

    有资格推荐文学奖候选人的人物和组织包括瑞典学院的院士，与瑞典学院相似的外国文学院的院士，各国作家协会的主席，各国大学文学系的教授们，和已经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团体没有资格推荐候选人，一个作家当然没有资格推荐他自己。推荐书应该在2月1日之前寄给瑞典学院。

    学院每年收到几百封推荐书，有的推荐书推荐同一个作家。2月初的候选人名单包括100多个作家。瑞典学院成立了一个包括五个院士的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这个委员会2月开始讨论名单上的作家。每次开会后，委员会报告给学院，让大家讨论。

    到每年的5月底，原来的候选人名单缩短了，最后的名单最多包括5个或者6个作家。文学奖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5月底或者6月初得写一个报告，评价这五六个候选人的文学作品。

    9月，学院开始开会的时候，评委每个星期四讨论到底应该选谁为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

    最终，得到绝对多数票的作家当选，这起码需要12个院士参加最后的投票。

    ■本报综合整理

    教育尴尬：新“八股”国文体例须反思

    钱学森老人在去世前，曾喟然长叹：中国为什么出不了大家？沉甸甸的疑问指引我们回头把目光投向孩子和教育。

    我们的中、高考，要学生思考的是《提篮春光送妈妈》和为什么“摔了一跤”。随着中国走出计划经济时代，作文教学似乎也形成了以“语言文字”训练为基础的计划型作文教学体系。学生从写人写事、写景状物、写说明议论，莫不陷入了一种新“八股”的体例中。写事的作文必须是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结果；状物作文必须是形状、颜色、结构、味道、品质、用途，学生的每次习作就好比是完成一道数学题。对这类习作的评价，基本上也是按照这几大要点评分。

    在中国，一个接受常规九年义务教育的小学生，从二年级开始学习看图说话起，就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作文学习之路，结果是学生“怕”作文，写作文时“无话可说”、“无从下笔”，几乎成所有小学生的通病。学生的作文内容大同小异、千篇一律，假话、空话、套话连篇，语言贫乏，毫无文采。

    这就是当今作文教学面临的尴尬之处：学生作文缺乏个性思想，大多数学生按新“八股”体例写也挽回不了高考中作文丢掉的20分。基础教育的作文教学如此，又怎能要求照此方法培养出的人才，写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惊世之作呢？       ■据武汉晨报 

    声音

    中国应少些

    对诺贝尔奖的“伪关注”

    曾经听到这样一个段子。一个人告诉他的朋友，杨振宁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朋友一听是中国人的名字，大喜。那个人紧接着告诉他，杨振宁是美国籍。朋友脸色即变，唏嘘不已。这个例子实实在在地反映出许多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真实心态——是为了内心自豪一把，而不是为那份科学成就骄傲。这实际上是一种“伪关注”。对于许多中国人来说，诺贝尔奖承载得更多的，是一份“变形”了的民族自豪感。进而言之，对于这样沉重的一个奖项，更多的人关心的焦点是：是否有中国人获得了诺贝尔奖，而不是获得诺贝尔奖的中国人，到底为社会、为人类做出了怎样的贡献。

    一个国家，有人能获得诺贝尔奖，说明获奖者对人类社会做出了较大贡献，对国家的进步也有所帮助。但是，只有每一个人都生活得有尊严，都能提高自身素质，对自己的工作、事业精益求精时，社会才能进步。而社会的进步实在比是否有本国的人获得诺贝尔奖更加重要。■倪亚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