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唐棉花

    曾经以“4万亿”为标志的经济刺激计划，被财经学者郎咸平斥为“大凉”，被经济学家许小年唤为“鸦片”。正当中国经济仍沉浸在“4万亿”的幻觉中并逐渐产生化学反应的时候，有消息说上周国家发改委为60个大型基建项目亮起绿灯。此外，过去两个月，中国多个地方城市政府推出了总额多达7万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计划。这些现象似乎都在暗示，中国新一轮投资建设热潮已经启动。

    长期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受惠于“人口红利”与“制造业红利”，整个市场又在经济刺激政策的“人工喂养”下逐渐具备依赖性，逐渐失去自我造血的能力。在一个奉行计划经济思维的社会里，我们对“宏观调控”都有着先天的信任和崇拜，而回望“4万亿”的“疗效”，显然属于“休克疗法”，投向基建项目的资金产生的只是“瞬时增长”，因为基建项目是不可能或短期内无法实现价值输出的“静力场”，投资过大还将造成相关产业的产能过剩。对于具有顽强生存能力的中小企业而言，在严酷的经济环境下，它们只希望税收不要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现代政治体系的版图中，税收被视为“必要之恶”的一种，税收的“触觉”已深入到整个社会的毛细血管，关系到经济运行的全局。我们一直以来是在接受“取之于民 用之于民”以及“纳税光荣”这样的正统教育下成为纳税人的，但目前这种被预加的“荣誉”对当下的中小企业而言，更像是一块心病。它们在地方政府“跑部钱进”的经济刺激计划下鲜有话语权，它们只能专注于开源节流与成本控制，并要面对日益沉重的税赋以及新劳动法带给企业在人才配置上的“困扰”。在2008年的两会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曾表示，“一个国家的财政史是惊心动魄的。如果你读它，从中看到的不仅是经济的发展，而且是社会的结构和公平正义的程度。”将企业重税与“干爹们”的“天价表”、“天价烟”对比，我们能理解其中之义。

    减税之于企业，并非只是减少开支以及面对经济危机与市场低迷的经营压力，而是更深层次地根治在严苛税制下企业“两本账”的灰色区域，消除企业纳税的“潜规则”以及执法部门的权力寻租空间，更是藏富于民的必要措施。减税之于国家，并非只是减少财政收入或压缩财政支出，而是要由此开始推行公开、透明、合理的财政预算政策，规范财政支出并提升其利用效率，杜绝“税赋攀升无收敛”与“公务支出无节制”的冰火两重天。《天演论》的作者严复曾主张“赋无厚薄惟其宜”，税赋多寡并无规定，如何把握其“宜”则是关键。税赋本身是政府调节产业结构与消费导向的重要杠杆，而逐年上升的财政收入却让其正在成为解决泛滥的公务开支的“煤田”，这种随心所欲的采掘，将可能导致整个经济运行秩序的“透水”。

    当前中国经济，最需要的并不是不分青红皂白地利用基建项目投资作为经济发展的兴奋剂对市场进行“注水”，要想让企业赢得强壮起来的时间窗口，必须以让税于企、设立创新激励机制、营造公平市场竞争环境、放开金融管制解决融资困境等系列手段组合而成的“鸡尾酒疗法”，对企业进行补钙。大额的财政资金投入对市场的过度催肥，最终将导致“经济侏儒”的产生。一个健康、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并不需要政府利用财政手段反复“刺激”，而目前这种用力过猛的“刺激”不仅不会让经济起死回生，还有可能带来经济发展环境的极度扭曲甚至“猝死”。减税虽然不能让企业迅速获得应对经济困局的能力，但无论对企业长远发展还是产业环境营造，抑或是政府提升经济信心，都是当下最不坏的办法。

    在一个尚不健全的市场竞争环境中，“让税于企”的软投入对企业运营灵活度的磨练与抗风险能力的锻造，绝不亚于基建投资的硬措施。只有当投建“高大黑粗”的财政资金，也能以减税的方式最大效率地回馈给极具创新活力的中小企业，“调整经济结构和拉动内需消费”才不至于成为一块越来越没有嚼头的口香糖，所谓的“保民生”才不至于成为无根之木与无水之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