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东升、田源、冯仑、俞敏洪……这些人有个共同的标识：九二派。他们是1992年后成长起来的一批企业家。1992年前后，“企业家才能”和“领导力”第一次大面积地由体制配置给市场，即“士大夫”下海。邓小平南方谈话，开启了知识分子大迁徙的年代，当代史上规模最大的弃官从商浪潮兴起，曾经仕途坦荡的精英纷纷下海经商。从逃离体制到反哺体制，他们实现了成长奇迹。他们是市场经济的弄潮儿，开创了中国现代企业制度，赢得了市场经济中的主角位置。他们的切身感受很耐人寻味。

    观点选摘

    俞敏洪：好的判断力和前瞻性对创业者来说，如何高估都不为过。

    好的判断力和前瞻性对创业者来说，如何高估都不为过。比如创业初始的时候，选择合伙对象对我来说有两个要求：第一，大家都有一些共同点，从气质上到心情上、理想上，都是能谈得来、合得来的一批人；第二，大家都有能力把一件事情做好，一起来推动， 一起做大。如果光有第一个要求，气质、心情跟我在很大程度上相同，也不一定能共事。

    黄怒波：房地产的暴利模式一定会改变。

    房地产的暴利模式一定会改变，游戏规则一定会改，有三个原因。第一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了，就是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结束了，靠卖地为主的发展模式要转到以税收为主的发展模式；第二，会改革GDP的考核模式，地方政府官员的政绩评估会考虑到社会的稳定和信服程度；第三是房地产市场的退化，会从市场退回到行政领域里面去，没有市场化了。

    苗鸿冰：我希望中国在世界时尚舞台上有自己的话语权。

    我们缺少讲故事的人，首先我们没故事可讲，短短20年没故事，有点故事自己也不会讲。我真渴望媒体把中国时尚故事讲出去，大家不要老讲政治和经商的经验，在中国你会发现写财经类文章的人特别多，但是写故事的人不多，这其实是真正能留下来的东西。品牌故事是需要升华、需要美化、需要包装的，时尚媒体不作媒体的事，天天就走红毯，追明星，从来不好好写故事。

    王梓木：宽松规范的环境更适合企业的发展。

    对企业来讲，什么样的环境更适合自身的发展？首先是宽松，其次是规范。上海很规范，但不够宽松，尤其是与政府间的关系，办事程序太多，时间成本较高。企业家成长需要宽松的环境与时间的积累。一个优秀的企业，其成长史往往跨越十几年到二十几年，如万科、联想、华为、平安、招商银行等，都有10年以上的历史，这些企业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与政府的关系有点若即若离。

    郭凡生：制度比人更靠得住。

    要想基业常青，制度比人更靠得住，但实际上从来没有尽善尽美或一劳永逸的制度安排，每一种选择都有成功和失败。对任何组织而言，当旧的权利平衡被打破，信任渐渐折损，唯一的办法是求取新的平衡，建立新的信任。

    田源：改革的最大困境，是没有建立机会真正均等的竞争机制。

    中国改革的最大困境，是没有在全社会真正建立机会均等的竞争机制，而是进入了路径依赖状态。走出这种状态的关键是大幅度减少各个领域的政府审批权，为培育更多的竞争主体、特别是中小企业创造广阔的天地。

    故事切面

    跳出体制，建立中国期货市场

    1991年，从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访学归来、后来被称为“中国期货之父”的田源找到物资部部长柳随年。他想去物资部的下属公司工作。赏识他的柳部长看出他的意图，对他说：“你的新职务是对外经济合作司司长！搞对外开放工作。”田源回答：“我不干！”部长火了：“不干也得干！你回国前党组就定了！”

    田源只好答应，但这位39岁的新司长已经心不在焉。半年美国访学期间，他的办公室就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38楼。他是中国第一个期货博士，也可能是当时最了解西方期货市场的中国人。事实上1986年访问纽约期货交易所期间，时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价格组组长的他便着迷于建立中国期货市场并寻求自身在其中的角色。

    1992年，物资部陆续成立了诸多新公司，官员下海潮涌动。田源再次找到柳随年：“中国需要一家国家级期货经纪公司！”部长再次回绝了他：“部里办了太多公司,没钱了！”田源说：“给钱我能办,不给钱我也能办,只要部里批准办期货公司,股本金我自己去找。”田源知道国家已经颁布了允许成立股份制公司的文件,这次部长也被说服了。柳随年欣赏这个年轻人,让物资部财务司投资200万，这是物资部当时投资数额最少的公司。与此同时,田源找13家股东募集了2000多万元,最初的股东包括中农信、中银信托、中国粮食贸易公司等,还包括一家私营公司。

    1992年12月28日,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成立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这是国内首家大型股份制期货经纪公司,在国家工商局注册,开了期货业的先河。

    从“流氓”无产者到万通掌舵人

    1991年,冯仑也离开了体制。坐上南下的火车,去了海南。早两年,他参与创办并曾任常务副所长的海南改革发展研究所也回不去了,他突然成了无业人员。当时在北京经朋友推荐,冯仑投奔牟其中的南德集团,找到了一份按日计酬的零工。他一家借住在西北大学同学张维迎的北京青年公寓里,后者同样离开了体改所去了牛津大学。

    冯仑的创业方式是“九二派”里最草根的——他和他的合作者分头借钱,凑在一起也才3万多元,这些钱大都花在注册公司等前期费用上,等拿到执照时,就剩下几百块了。但公司的注册资本却是1 000万人民币,典型的“皮包”公司。1991年9月13日,一个有着奇怪名号的公司——海南农业高技术投资联合开发总公司成立了。

    “江湖和游侠在中国实际上是脱离体制边缘的一种自由状态。都是生人,谁也不欠谁。”从“流氓”无产者开始折腾,近10年里积累了中国底层的生存智慧和办法,冯仑和他创建的万通得以成就。这是“野蛮生长”的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