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市秀山县宋农镇卫生院深夜接到危重病人，经诊断需转送县医院，由于值班人员无人会开车，已经喝了酒的镇卫生院院长李良在病人家属请求下驾车奔赴县医院，最终因涉嫌危险驾驶罪被拘留。审查中检方认为，该院长酒后驾车是伤者需急救不得已而为之，符合《刑法》中紧急避险的规定，按《刑诉法》相关规定，依法对其作出绝对不起诉处理。（《重庆晚报》6月14日）

    前有病情危急，后有家属求助，最终既救了人，又未对社会造成危害性后果，也许在检方看来，院长酒驾送病人，不但是“紧急避险”，而且“非常成功”，免于起诉合理合法。笔者却觉得，如此定性值得商榷。

    首先，“酒驾送病人”很难说是在“以损害较小的合法权益来保全较大的合法权益”。酒驾属行为犯，其潜在危害到底有多大，事前是无法确定的，既有可能像该案仅仅发生一个“滑进水沟”的小危险，也有可能是造成数人死亡的大灾难（现实中不乏这样的悲剧）。既然酒驾的“危害性”不确定，如何比较其与“救治病人”之间“合法权益”的大小呢？

    其次，“酒驾送病人”并非一个不得已的选择。据报道可知，事发时间为晚上10时许，并不算太晚，院方应该能联系到住在附近又会开车的人，实在不行，也可选择打110报警。实际上，院长酒驾中途出事后，最终也是警车将病人送去就医的。

    另外，现实中类似的“酒驾送病人”其实很多，此前从未有过“紧急避险”的司法先例。前几天北京一司机酒驾送突然临产的妻子去医院，一人两命可谓情况紧急，最终也难逃处罚；而去年北京密云的程金松，因急于送高烧女儿看病，酒驾撞死4人，最终被以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无期徒刑，并赔偿受害人家属100万余元。这些案例，其违法定性都是明确的，只是根据最终形成的社会危害，给予不同程度的量刑处罚而已。相比之下，同是危情之下“酒驾送病人”，现在处罚却如此迥异，实在找不出足以服人的司法逻辑。

    由此看来，当地检方对“院长酒驾送病人”以“紧急避险”不予起诉，很可能是开了一个站不住脚的恶劣先例，并由此形成了事实上的司法混乱，使人们再遇到“酒驾送病人”这类情况时无所适从。酒驾作为行为犯，应不考虑具体情节，只要有行为发生，就视为违法。法律是刚性的，不应像捏橡皮泥一样对待。   ■郭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