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说这几天很辛苦，不想活了，还苦苦求我给她买农药。我不忍心看着她这么受罪，就……”

    去年5月，应母亲李术兰一再要求，川籍农民工邓明建（现年41岁）买农药帮助母亲服毒身亡。5月30日，广州市番禺区法院一审以故意杀人罪判处邓明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案情】

    近20年照顾病母令人动容

    2011年5月16日14时许，租住在番禺区石碁镇的邓明建报警，称其73岁母亲李术兰在出租屋内自然死亡。但警方尸检却发现是中毒死亡，其后，邓明建坦承，其受母亲请求买来农药帮其安乐死。

    据了解，邓明建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1991年，母亲便中风瘫痪，其后在邓明建的照顾下，慢慢恢复……为贴补家用，十多年前，邓明建夫妻先后来到广州打工，每月寄钱回家给母亲治病。2010年，邓明建把母亲背到了广州，在身边照顾。到广州打工，李术兰因怕拖累儿子多次产生轻生念头。“经常看他背妈妈上医院，没有这个儿子她（母亲）活不了这么多年。 ”侯阿姨与邓家人在老家和广州都是邻居，对邓明建十多年来的勤孝看在眼里。在其出租屋附近的邻里都知道，妈妈的一日三餐、洗澡、梳头等，几乎都由邓明建打理。因此，邓明建的家人、亲友，老家的广州的，纷纷请求法院轻判“好人”。

    【自述】

    母亲抓住我的手让我买农药

    受病痛折磨，母亲多次让我买农药给她喝，但她别的话我都听，这件事我没有答应过。

    事发那天7时多，母亲叫我不要上班陪她，我说让我先去厂里请个假。 9时30分，我回来了，母亲说这几天睡不着，很辛苦，让我给她买瓶农药。一开始我不愿意，但她一直抓住我的手不放，一定要我去买。我没办法，就出去花了29元买了两瓶农药。母亲一见到我，就让我把农药拿给她，我打开瓶盖递给她，她接过就喝了两三口。

    过了两三分钟， 母亲死了。我打电话给妻子，之后又打电话给其他亲戚。妻子回来后，我们两人一起帮母亲换上新衣服。后来，厂长也来了，说要通知殡仪馆来处理尸体，后来派出所的也来了。

    【宣判】

    被告人一贯孝顺应从轻处罚

    法院认为，邓明建的行为触犯刑律，构成故意杀人罪，但考虑到邓明建的犯罪行为发生于家庭直系亲属之间，且是被害人在年老患病情况下产生轻生念头并积极请求而造成的，念及他近20年来赡养母亲的一贯孝顺表现，其犯罪动机确有值得宽宥之处，主观恶性相对较小，社会危害性亦相对较轻。法院决定对邓明建从轻处罚并适用缓刑，遂判处邓明建有期徒刑三年，缓刑四年。

    对话

    “感谢法官，我知道错了”

    5月30日12时10分许，邓明建走出了看守所大门，红色T恤映衬着苍白的脸，他轻轻牵着妻子走出来，面对重重包围的镜头，此时他眼泛泪光。

    记者：你想到过能被判缓刑吗？

    邓明建：没有想到，感谢法官。

    记者：作案时，你知道是犯罪吗？

    邓明建：没想到是犯了故意杀人罪，现在知道了，我很后悔，知道错了。

    记者：有什么想对母亲说的吗？

    邓明建：我还想她多活两年，不想她死。

    记者：在里面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邓明建：想家，想母亲。我很感谢妻子，我要回去看母亲，去拜拜她。

    法理与人伦

    “是家庭的人伦惨剧

    也是社会保障的悲剧”

    关注邓明建一案长达半年，广州番禺区政协委员、番禺区法院司法监督员黎万丽5月30日旁听庭审后指出，综观整个事件，孝子杀母不只是一个家庭的悲剧，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的悲哀。黎万丽表示，很希望相关部门能以此案为引子，认真思考目前社会保障、医疗、司法等制度中需要改进的地方，“让存在困难的人能找到出路，能看到希望，才能避免类似‘孝子杀母’、‘慈母溺子’等人伦悲剧一再发生”。

    邓明建的辩护律师唐承奎说，对判决结果非常满意，也符合预期。“严格来说，这个案子不是完全意义上的安乐死，只因邓明建的知识有限不懂法律而造成了这出悲剧。” 唐承奎认为，接办这起备受关注的案子，最大的感触是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备及救助机制缺失，才使邓明建母亲一再有“想死”的念头。

    暨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高新会称，“弑母悲剧”暴露农民社会保障制度缺失。他说，中国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从2003年起试点，到2010年才基本覆盖全国农村居民，但保障水平低，贫困家庭依然看不起病，在外地打工看病很难报销，还存在参保和办理报销的程序繁琐等问题。高新会说，农民和农民工收入水平低，支付不起昂贵的医疗费。常说久病床前无孝子。邓明建助母自杀与其说是冷血和残忍，不如说是无助和无奈。

    ■综合新快报、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