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造专科学籍档案，谎报本科学历；篡改档案，11次填报不同的出生日期。遭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山西河津干部薛新民不降反升，从乡镇党委书记升任河津市住建局局长。

    薛新民的“高升”建立在一系列的造假之上，从出生日期到学籍学历，无一不是漏洞百出的制假成品。但蹊跷的是，多年来逃过了质疑与惩罚，一路绿灯，凯歌高唱。好不容易去年有人举报其造假而受到“党内严重警告”处分，但今年2月份，薛新民不降反升，从乡镇党委书记升到了河津市住建局局长。

    为什么一个百般造假者却有着畅通无阻的仕途？“诚实”是不是已经沦为了权力疆域的边角废料？一种看似关乎个体道德的叩问，实际上它的内涵仍然是制度中存有对某些特殊人群网开一面的漏洞，或者说，存在一扇有意洞开的偏门。

    作为一种现象，官员履历造假的新闻近些年频见于媒体。由于对官员学历、年龄等方面要求的日益提升，不少为求更高职位的官员开始在履历上动手脚，以期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一方面，管理和督察的疏忽给官员履历造假提供了机会。另一方面，造假官员本身有能为他提供便利和保护的各种关系，更使得造假后能够安然无事。

    造假风险的低下与升迁的诱惑，都是促成官员对履历大胆造假的直接原因。前几天，一则新闻报道说，陕西府谷县司法局正、副局长的学历均造假，石家庄有名的“骗官书记”王亚丽，其简历的造假程度更是令人叹为观止，从年龄、身份，到履历、档案，无一不是造假。官场“造假门”频频洞开，诚实品质在官场迅速流失，而选人、用人程序在许多地方和单位近乎形同虚设。但更深层次的问题，则是现有官场人士对既有资源把握的成竹在胸，以及期望通过非法手段加固资源把持的心理。

    在官员履历造假事件中，大多官员都有着一定官职和地位，他们造假，是希望在现有底盘上谋取更高职位，以及更高职位能够带来更多利益。在自身条件与晋升要求不相符的情况下，造假就成了唯一的终南捷径。恰恰因为这些官员在多年的仕途中已经聚集了相当的关系，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造假的风险成本。说到底，晋升时自身的关系、人脉等资源所能起到的作用，仍然远大于一纸文凭或履历，只是迫于制度性规定的不能违背，只得造假应付而已。

    造假官员薛新民不降反升，或可说并非幸运，而是深谙此道的造假者与提拔者的一种心照不宣。从河津官方对此事避而不谈的态度来看，一名曾因造假而受党内严重警告处分的官员，其劣迹不可能不被提拔任用的部门知晓。唯一的可能就是，造假并不影响这名官员的升迁。涉及学历、文凭的造假行为皆应入刑，这是法律的明文规定，针对官场造假之风日盛的现象，也应在行政处罚的同时施以法律制裁。唯有提高造假成本，提升官场的自净能力，才能使薛新民这样的造假官员心存忌惮，无立锥之地。

    ■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