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跟陈丹青聊天,会有些什么话题呢?且看陈丹青、窦文涛、梁文道三人围“炉”,侃侃而谈国事、家事、风物、人间温情,成就这本《锵锵三人行·跟陈丹青聊天》。我们虽无缘和“艺术愤青”陈丹青对谈,但来听一听他看过世界后来讲一讲中国的“生动”,或许也是对我们自身和这个时代的一种观照。
书评
他是个“批语专业户”
世界上大概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在近三十年里发生了如此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但与此同时,中国的普罗大众又时刻生活在极度的焦虑里。他们常常享受不到作为公民的待遇,于是一些公共知识分子应运而生。不管他们抱着什么样的动机,他们关注社会热点,关注弱势群体、仇视特权阶层,常常对社会的种种不公发出愤怒的吼声,他们自觉不自觉地在推动中国这艘巨轮缓缓前行。
我不知道陈丹青被冠以“公共知识分子”是不是高兴,据他自己招认,他是个“批语专业户”:“先前哪想到回国会来教书呢?结果辞职走掉,更不料此事演变成社会话题,从此好像前世欠了债,给舆论逼成了‘批语专业户’——为什么我要和当今教育过不去?因为糟蹋青苗,贻误将来。为什么我要指骂城市建设?因为摧毁记忆,人心迷失。”而在中国,如果你还稍有些名气的话,“批语专业户”差不多就可以和“公共知识分子”划上等号的。
虽然贵为“公共知识分子”,据陈丹青自己称,他很少接受媒体的采访,但却独爱“锵锵”,即窦文涛主持的“锵锵三人行”,几年下来竟也能汇集成书,名之曰《跟陈丹青聊天》,着着实实把他想说的话“锵锵”了一番。
中国太生动了,我得近距离看
在“跟陈丹青聊天”之前,我们有必要把他的“成长历程”简述一下,因为除了韩寒那样的天才,所有人的价值观的形成与他的成长历程密切相关。陈丹青上个世纪50年代初生人,对父辈保留下来的“民国遗风”有模糊的记忆,“上山下乡”几乎伴随着他的整个青春期,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一组《西藏组画》而轰动一时,后出走美国,定居纽约,本世纪初回国任教,2005年,因不满现行的高校教育体制,愤然辞职。
有了他这样的成长经历,我们就知道他的身上会打上什么样的印记:中苏的蜜月期伴随着他的出生、成长,“十年动乱”他身陷其中,他亲眼见证了“文革”对传统文化的彻底摧毁,十年的异国生活让他亲身体验什么是自由、民主,而当他回归故国,他的“中国”已经面目全非。
陈丹青声称:“中国太生动了,我得近距离看。”他的故国果然没有让他失望,他看到了中国教育对“青苗”摧残,这种摧残从小学就开始了。韩寒或许是这个教育体制下的逃脱者,是另类。难怪他当时与韩寒访谈时,不经意间透露出欣喜。但让他绝望的是,这唯一的另类,也许只是一个神话,是一个媒体和商业趋动构造出来的神话。他看到中国到处在拆,他的北京没有了,他的上海没有了,一个个深深影响了中国历史的名人的故居没有了,仅存下来的,也许是他们中的几个孤零零的坟墓,在那里寂寞地诉说着什么。
他的故国已经面目全非,所以我能理解当他踏上欧洲、踏上俄罗斯的土地,面对那些保存完好的欧洲小城、托尔斯泰的故居、阿赫玛托娃的雕塑时的惆怅。而对于他的中国,他也许只能在对“民国范儿”的怀旧中得到些许满足,民国女子、民国教授、民国市民无不让他唏嘘不已,让他觉得有一些只有“范儿”才能透出的美好。
陈丹青的迷茫
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被摧毁,陈丹青试图找出原因:“人文教育,必要讲到文化传统。海外学者曾将我们面对的文化,分成四种传统:一、由清代上溯到周秦的中国古典文化大统;二、五四新文化传统;三、延安传统;四、‘文化大革命’传统。这四项传统并非平行奏效,任由我们选择,而是一项传统吃掉另一项传统。”
而对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就,他也大胆直言:“(中国现在与过去相比)好在物质生活层面改变了许多,然后可以自由出入,个人的安全度也比以前好太多了,免于匮乏、免于恐惧了。但是人性的成长,尤其在教育领域体现出来的问题,非常糟糕。”
我们的文化传统丢失殆尽,我们的根没有了,我们唯一能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的做法是赚钱赚钱再赚钱。这就难怪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拜金主义在流行。
■瘦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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