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民政府早在1928年就研究部署要逐步建立国家控制下的中央银行管理体制，并于当年11月成立中央银行，迈开建立金融垄断体系的第一步。在20世纪30年代，国家内忧外患，金融形势日益严峻，政府虽然意识到要加快金融垄断的步伐，但是力不从心。

    中央银行自建立起，发展较快，但是其实力仍不如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相差不多，不足以控制当时的金融全局。1934年末，中国银行的资产总额在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三行中占52％，发行额在三行中占近51％，存款额在三行中占49％，贷款额在三行中占55％，中行实力占绝对优势。国民政府认识到，要实现金融垄断就必须完全控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特别是中国银行。

    政府开始密谋策划夺取中行实权。蒋介石、孔祥熙、宋子文密谋商定，发行一亿元公债，增加中、中、交三行资本，同时将中行总经理张嘉璈和董事长李馥荪调离中行，任命宋子文为中行董事长。通过控股和人事调动的方法，达到完全控制中国银行的目的。

    孔祥熙与宋子文到汉口与蒋介石密谋回到南京后，于1935年3月20日，由财政部向中央政治会议提交增拨中、中、交三行资本发行公债的提案。3月24日，报纸公布民国二十四年金融公债一亿元的分配计划，其中以3000万元充实央行基金，2500万元分给中行，1000万元分给交行。这个计划实施后，政府便能够完全控制中国银行。中行原来资本2500万元，其中政府的官股只占20％，共计500万元，商股为2000万元，增加官股2500万元后，政府资本就拥有3000万元，超过商股，官股占据绝对优势。

    1935年3月28日财政部长孔祥熙向中行发布训令“……查该行原有资本金2500万元，内官股500万元，应再填官股2500万元，以民国二十四年金融公债如数拨充……再该行官股既已增加，所有原颁条例，自应酌加修正。兹将本部修正条例，全文抄发……”同日，又发布政府令，任命张嘉璈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将其调离中国银行。

    经过此次改组，中行的股本结构和人事安排都发生了很大变化，南京国民政府攫取了中国银行的实质领导权，开始利用中行财力任意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初步实现了对国内的金融垄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