株洲市房产局原产权处处长尹春燕因受贿罪于日前被判刑，而尹春燕写过的“悔过书”被参与调查的人员评价为“见过的处级干部中文采最好的。”

    以“悔过书”为最后的阵地来发挥“才情之高、性情之善”的官员，绝不止尹春燕一人。在落马官员们的“悔过书”中，我们总是不难找到“闪光点”，例如许迈永的“悔过书”曾被人称为“情真意切”，文强的“悔过书”则被感叹为“其言也善”。这些令舆论沸扬的“悔过书”虽说不可避免的派生出娱乐性效果，但我们也或可说，各具特色的“悔过书”，正因频率日高的腐败事件和影响日广的腐败行为而内生成一种官场“文化”。也正因为这一点，不论是“情真意切”的“悔过书”还是“文采最好”的“悔过书”，所体现的都是个体背后的整体，事实背后的现象。

    其实从尹春燕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尹春燕“机关算尽，反误了卿卿性命”的结局逃不掉一个最常见的解释：贪欲日重，利令智昏。而这几乎是所有落马官员对自己的“总结陈词”，在形形色色的“悔过书”中，这也是几乎恒定不变的概括性术语。如出一辙的原因所指向的必定是导致这一原因产生的土壤，在官员们事前与事后的行为中，不难看出“未雨绸缪不敌亡羊补牢”这一心理现实，这一心理的滋生无疑是因为约束力欠缺的权力现状，当然也有官员事发后，与之相关的力量必将对此事进行影响和干预的可能性。这些因素，都直接导致了官员对自己贪腐行为的放纵以及官场贪腐事件的持续变量。

    每一份官员“悔过书”的公布，都会获得意料之中的舆论效应，而这也成为了我们借以警戒官员的常规手段，然而令人尴尬的是，总有官员前赴后继地跳入老陷阱，不断上演着“悔过”的新剧目。而在这些“无所畏惧”的贪腐行为中，“悔过书”也早已失去了本应有的教育和训诫意义，反而被舆论讽为“贪官应用文体”，被公众讥为“巧言令色”的伪善之作。

    若说公布“悔过书”是为了满足惩戒与警省的必要，不如说这已经成为权力狂欢与制度成因下的一种恶性循环。各种“悔过书”的公开，看似完成了公众引颈期待下的反腐交待，实际上，只是摒弃根本原因的惩戒措施与反省意识。流于枝节的警示与建立有效制度这二者之间的重要性有着巨大反差。

    把注意力停留于“悔过书”的辞藻与情感抒发上，总能引起看客们的感慨唏嘘，但这显然不应是我们关注的焦点，在每一起贪腐案件的背后，都存在着令我们警惕的现象，例如贪腐人群的扩大、贪腐方式的创新、贪腐心理的变化。每一份“悔过书”，也都会暴露一些令公众疑虑不已的信息，例如尹春燕案中，从2001年开始，便不断有举报她的材料寄至纪委监察部门，然而在时隔九年后，才因为一起骗贷案而对其进行调查。这些与反腐制度、手段密切相关的信息疑虑，无疑是比“文采”更值得关注的焦点所在。■张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