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12版）

    【壹】      曾固守长沙妙高峰，被称为“泰山军”

    固守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是黄埔军校第三期高材生。他参加过台儿庄战役、武汉会战，战功卓著。1942年第三次长沙会战中，他率部固守长沙妙高峰，顽强坚守，被称为“泰山军”。 1943年11月常德保卫战中，师长余程万最后率104人突围，危急时刻，方先觉率第十军强行百余华里，直逼常德要害德山，解围常德，师长孙明瑾当场殉国。

    常德收复后，方先觉获得蒋介石“忠义表天地”的赠匾。但当时国民党军界的斗争微妙险恶，方先觉被撤职。1944年，日军突然发起了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进攻，不久攻下长沙，直逼衡阳，新任军长一再推脱不肯就任，方先觉临危受命，代任军长，一场大仗在仓促中拉开序幕。

    【贰】  “方先觉壕”粉碎日军“三天夺城”的妄想

    6月20日，衡阳开战前夕，蒋介石凌晨1点即起床祷告。他知道，因救援常德，第十军的损失尚未补充完整，实际守城部队只有一万七千多人，而准备攻城的日军共五万五千人。敌我力量如此悬殊，中日交战以来前所未有。虽然军令部报告上说衡阳像长沙一样“只能守三天”，他依然下令“坚守衡阳十天到两个星期”。

    衡阳原有工事是为四个军兵力设计，防御线因此被收缩。方先觉将重兵集中在城南和城西南的丘陵地带，修起了坚固的防御战壕。老兵彭中荣记得，战壕“上面是钢轨、沙包，下面都是大洞，做得蛮好”，以至日军将其称之为“方先觉壕”。

    方先觉经常到一线阵地视察，有次去西禅寺阵地时，日本人的一发炮弹打过来，就掉在离他两三公尺的地方，好在炮弹没有炸。 他一边率兵死守城内，粉碎日军“三天夺城”的妄想，一边等待援军，却只见蒋介石一封接一封“援军将至”的电报，而未见一名援军。

    【叁】  他常说，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年没有死在衡阳

    8月2日，方先觉收到蒋介石和弟弟方先守的两封电报，都说援军即将达到，弟弟还要他做好里应外合的准备。方先觉立即派特务营营长曹华亭率领150人的突击队冲出来接应援军，但到达城外的五里亭时，却不见援军，只好杀了回去，150人仅剩15人。

    8月5日，攻城日军已达十万，城中守军能拿起枪的只有一千多人，炮弹仅剩两发。到底是突围还是死守？第十军军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据在场的督军蔡汝霖回忆：“ 空气紧张得几乎要裂开了……方军长默默地退了席，痛苦得说不出话来。彭高参手里拿着一本《常德会战检讨会议录》，翻着书中委座对余程万的训示：‘你如何当人家的长官，能忍心将你负伤的官兵舍弃私自逃出！’方军长开始放声痛哭，在场的所有人无不落泪。”

    8月7日上午，衡阳城西北部青山街阵地的守军全部阵亡，上千名伤兵也被机枪射死。中午，一名日军举黄旗来到指挥部，要求第十军放下武器，遭到方先觉拒绝。随后，日军继续全力猛攻。已知衡阳无法再守的方先觉拔出手枪，准备杀身成仁，却被副官夺取手枪，他继续以头撞屏风，也被其他侍卫抱住。   

    8月8日，为了全城七千伤兵着想，方先觉最终同意部下提出的协议停战，衡阳沦陷。 后来日军强迫方先觉等人组建“先和军”，驻城外整理，方先觉常去看望部下，临走时随手用粉笔或黑炭划一向南的箭头，暗示官兵向南逃走。11月18日，在重庆方面的配合下，方先觉逃走，并于12月11日回到重庆，受到民众的欢迎。蒋介石设宴款待方先觉，颁发青天白日勋章。

    方先觉后来随蒋介石赴台，因为常被人指责有投降污点而屡被攻击，躲无可躲，辩无可辩。1968年退役后，方先觉在蒋介石面前抱膝痛哭失声，后落发为僧。1983年在台北去世。他常说，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当年没有死在衡阳。                                 

    参考《我的抗战2 ·47天》、《湖南四大会战》等   ■整理 刘玉锋

     对话

    口述历史，给我们留下可以和先人温馨对话的机会

    ——对话《我的抗战》总导演曾海若

    问：什么样的契机，让你们开始拍摄纪录片《我的抗战》以及《我的抗战2》？ 

    答：崔永元一直热衷于做口述历史的搜集，之前做《电影传奇》时，我们就开始搜集老人的采访，当我们搜集的人超过4000人后，我们发现很多老人跟抗战都有关系。刚好去年是抗战胜利65周年，崔永元提出做抗战历史的纪录片。我们开始着手整理时大吃一惊，他们说了非常多的东西，于是我们从4000人中挑选了400人，构成了32集的纪录片《我的抗战》。《我的抗战2》只是《我的抗战》的延续。

    问：这集纪录片曾定名“衡阳保卫战”，后来为什么改名为“47天”？

    答：“衡阳保卫战”这个名字更像一个正史，我们不可能将衡阳保卫战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改成相对个人的名字，就是“47天”，真实地展现普通的战士这47天是怎么过来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我们做正史力不从心，正史是国家要做的事情，是整个民族要动员起来做的事情，我们做的只是正史中的一个注脚而已，是对宏大历史的注解，以小见大。

    问：《我的抗战》主要借助抗战老兵与平民的口述还原历史，如何做到口述真实、完整、客观？

    答： 其实，我们永远无法还原一个完整的、纯客观的历史。我甚至也不能替这些老人保证，他们的所有记忆都精确无疑。但每个人还原出来的，都是一个独特的抗战，每个人的讲述汇集起来，就会更加接近真实。我们希望通过这些老人的讲述，让大家更生动地触感到以前被忽略的细节，那无法回归的过往。也正如崔永元所说，口述历史，会给我们留下一个千百年后还可以和先人温馨对话的机会。■记者/刘玉锋

     画外音

    高度的警醒  高度的自觉

    《我的抗战》抢救式发掘了老兵们珍贵的“我的”记忆，抵达抗战历史现场。个人的历史，因为微化并守护着关于抗战那一场宏大的国家记忆，有了沉甸甸的尊严、不可忽视的意义。

    参加了衡阳保卫战的老兵杨光荣，面对镜头缓缓地说：那天晚上的月亮很圆，他一个人坐在一棵大树下流泪，想念父母。这个刚与敌人生死拼杀的年轻人，如此静默而绝望地月下思乡，打动了和平岁月里看习惯风月的人们。

    这样的讲述，是很多老兵们一辈子关于抗战的唯一一次讲述，却抵得上无数后来者千万次的臆想与描摹。

    如果没有崔永元和他的团队，杨光荣的月下杀敌与思乡，以及无数个人的抗战细节与生命体验，也许将永远沉没在黑暗里。面对越来越多的老兵离世，崔永元和他的团队立下誓言：与时间赛跑。焦灼与无奈间，他们选择殚精竭虑、奋力而为，凸显了一种留存历史、时不我待的高度自觉。

    高度的自觉，来自高度的警醒。龚自珍说：“欲要亡其国,必先灭其史；欲灭其族,必先灭其文化。”与中国近几年高速发展的经济相比，我们对自我历史、自我文化的尊重与珍爱，却日渐淡薄冷漠，甚至产生很多误读与曲解。这是繁华表象下潜伏的巨大危机。自觉守护属于一个国家与民族的记忆，刻不容缓，人人有责。崔永元和他的制作团队正在身体力行：历经8年，采访4000人，总耗资1.3亿，收集口述历史影像超过200万分钟。

    我们需要越来越多崔永元们，一起留存、守护那些正在消失中的历史。■文/肖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