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算得上官二代、是知府家的千金小姐；他则是有名的富二代，凌家的六公子；他们都是那个旧时代的叛逆者，一个是秋瑾在日本的同学，湖南第一批留学女生；一个是宋教仁的好朋友，因为革命被日本遣送回国；他们更是一对渴望教育救国，以至毁家办学鞠躬尽瘁的恩爱夫妻：卖掉豪宅家产、千亩良田，创办一所女子学校——今天平江启明中学的前身启明女校。

    凌容众与李樵松。这对夫妇的名字，已载入湖南民国教育史，也活在很多启明女校师生的心里。

    [壹]

    堂堂校长穿粗布大褂，被省教育厅门卫当成“佣人” 

    1930年初的一天，湖南省教育厅机关大门口，发生了一场争执。争执的两个人，一个是门卫，一个是穿着粗布大褂和半旧布鞋的半老太婆。门卫说：“这里是衙门，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进去的！”老太婆说：“我一定要进去，我是接到通知，来领经费的！”

    门卫眉头一皱：“来领经费？谁拿经费给你？”老太婆说：“我是平江启明女子学校的校长，我来领教育经费！”门卫愕然了：“校长？谁家的佣人吧？校长都是穿绸、穿纱的，你呢！”“你不信？”老太婆从布包里掏出个小本本，递过去：“这是我的证件，你看看！”门卫接过来一看，连忙满脸堆笑：“对不起，对不起，是李校长！我不知道您是校长。快请进！”

    这个被当做佣人的“李校长”，就是平江人李樵松。她的父亲李健生官至江西建昌知府。自从1908年她和丈夫创办了启明女校后，这位知府家的娇小姐，就再没有穿过绸缎衣服、戴过任何首饰了，以至于她到省教育厅去办事，遇到了这一幕。

    [贰]

    大白天打着灯笼游街，凌家公子做得绝

    1905年，李樵松作为湖南省第一批留学女生到了日本，和著名的秋瑾女士同学，加入了同盟会。在日本，她认识了比她小两岁的平江人凌容众，后来嫁给了他。

    这位凌先生，祖父辈都是做茶叶生意的巨商。他在日本也加入了同盟会，并和宋教仁成了好朋友，因为积极参加中国留学生的革命活动，被日本政府开除回国。回到平江后，“凌家六公子留学东洋，因闹革命被朝廷遣送回来！”的消息一下子传遍整个县城，人们纷纷跑来围观这个头上没辫子，不穿长袍马褂却穿着洋人的西服、尖皮鞋，手上还拿着根拐棍的少爷。

    见大家这么好奇，凌公子索性请人做了个大灯笼，大白天在灯笼里点着一支蜡烛，烛光将灯笼上墨写的九个黑字映照得十分醒目，上书：“凌容众奉旨驱逐回国。”他打着灯笼，踱着方步，一步不乱地在满城男女老少好奇眼光的"护卫"下，游遍了平江县城。

    你看，李小姐嫁了一个多么狂放的人。

    [叁]

    为办学变卖家产，最后只好找学校的女帮工借钱

    面对当时中国内忧外患，家国飘摇的现状，夫妻俩产生了“教育救国”的强烈愿望。李樵松更是认为，女权应该得到尊重，男女应是平等的。1908年，他们决定在平江办一所专门招收女生的学校，取“东方有启明星”之意，定名“启明女校”。

    办校的经费哪里来？这时凌家老太爷已经过世，凌先生当家，两人决定“毁家办学”：腾出凌家的豪宅祖屋甲山趣园来做校舍，将1000多亩遗产卖掉作为办校经费，开办启明女校。这个不一般的祖屋处处气派非常，改造后变成依山傍水的园林式校园。几年后，他们又在旁边建造了一所西式大洋房，给学生作宿舍。 为鼓励女孩子上学，学校一律不收任何费用。不但如此，对家庭经济特别困难的学生，他们还给予补贴。也就是说，学校发钱给学生家里，请他们让家里的女孩子来上学。

    启明女校刚开学时，只来了9名学生，但至1924年，学校规模达到了600余人。为维持学校的正常运转，夫妇俩将家产全部变卖光了，家里稍为值钱点的一把铜壶都典当出去了。 有一天，又到了发工资的日子，但两人实在拿不出这笔钱，他们突然想起，有个一直在学校帮工的粉嫂，单身一人，平时吃住在学校，从来不花零用钱，她的工资的积蓄一定不少。于是找到这个可怜人，讲好话，把她的钱都借来，暂且应付了一个月。后来，国民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致函，称他们“毁家兴学，毅力热心，十年一致，举世罕见”。

    [肆]

    “我生在启明，死不离开启明，但愿早晚能听到学生的读书声”

    找学校帮工借钱渡过难关，这当然不是长久之计。凌先生就到长沙四处游说平江县在省会的知名人士，人们被他们的精神感动，纷纷解囊相助，但还是杯水车薪。凌先生又策划了一个活动，把学生的优秀文章、诗词、书画、刺绣等作品都搬到长沙，办一个启明女校学生成绩展览，广邀教育界同仁参观。

    展览果然得到了大家的好评，尤其是省教育厅来的人看后，深受感动，凌氏夫妇趁机提出了请求政府补贴经费的要求。  政府理当尽力扶持这样的优秀学校，便派省督学去平江考察，经研究决定，省里每年将下拨一定的经费，用于学校的日常运转。  

    后来，凌先生因为身体不太好，又好点杯中物，50岁后就基本上不太管事了，学校都由夫人打理。他自己在校园里砌了间房子，每天看看书、写写字，手上还端着一杯酒。当有老友劝他住到城里条件好的地方去时，他却说：“我生在启明，死不离开启明，但愿早晚能听到学生的读书声。”

    1929年凌先生病逝，时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的谭延闿亲撰墓联，给予非常高的评价。 而李校长在学校，既是教师，又是校长；对学生，既是老师，又是妈妈。她与学生朝夕相处，亲管亲教，1933年她逝世时，全校师生犹如失去自己的亲人，校园里哭声震天。当时的湖南省教育厅厅长朱经农先生闻讯后，亲笔书写挽词，并制成木匾相赠，曰：“懋绩昭垂”！

    ■文  罗慧

    慧眼明心

    这样的官二代富二代，今天最稀缺

    湖南从近代以来，就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地方。1903年，长沙就开办了女学，不过很快就被政府查禁了，1907年，当政府一开口子允许民间设立女学时，湖南就有女子学堂7所，入学女童412人。第二年，长沙周南女校就举行了全省女子学校的第一届运动会。女子学校的创办，不仅培养了中国第一代新型的知识女性，也挑战了中国沿袭数千年的“男尊女卑”封建陋习。虽然当时国力沉疴，观念保守，女子学堂办起来难度不小，但办学人的认识却是先进的，理念也是现代的。

    这些带来新鲜观念并身体力行的人，不少就是凌容众与李樵松这样家境优越、出身名门的“官二代”、“富二代”。他们少了金钱的限制，多了看清世界的机会，当他们比较国内外的现状，看到自己的国家那么闭塞、落后时，自然而然想到，我们有责任做点事情。不需要任何动员与鼓励，热心教育救国的他们主动洒尽家财，全力兴学。

    李樵松们这种自然而然的家国天下的责任感，来自内心深处对国家与民族深沉的爱，来自“天下兴亡 匹夫有责”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 对照今天某些官二代、富二代们种种令世人不齿的恶语劣行，我们应当反思，我们的教育、我们的社会出了什么问题？为什么李樵松凌容众这样的官二代、富二代在今天如此稀缺？我们如何才能在人心深处重新培育出那种爱国为民的自发之情、主动之举？■文  罗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