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1月，北京将重启停止了十余年的医院等级评审，抗菌药物临床使用情况等4项指标将作为评级的重要因素，不合格者将面临降级。此外，北京卫生局本月将完成本市二三级医院抗菌药物使用情况的普查。检查结果将向社会公布，完成不好的医院将被公开批评。（《北京晨报》11月10日）

    抗生素滥用与否，曾经是一个谜。今年4月份，卫生部医政司副司长张明刚表示，“中国抗生素使用情况是好的，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抗生素滥用，才跟医德医风有关”，“中国总体情况比很多发达国家都好，甚至比美国要好”。话音刚落，卫生部旋即公布了《抗菌药物临床应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4月18日又下发了被称为“史上最严”的《2011年全国抗菌药物临床应用专项整治活动方案》。      

    在抗生素滥用问题上，医院显然是“大头”。北京的新政初衷可嘉，也有釜底抽薪的意思，但问题是，整饬抗生素滥用危机，光给医院念“紧箍咒”似乎效果有限，因为在抗生素问题上，集结着医疗领域的诸多纠结：患者而言，喜欢抗生素起码有三个因素，相对便宜、效果速成、卫生健康知识短缺；医生喜欢抗生素，也离不开三个因素，保险、利润高、效果好。究其二者的取向来看，起码寄寓这三层关系：一是“以药养医”的分配机制，离开抗生素“返现”，医生如何获得体面的薪资？二是紧张的医患关系，互信断裂、公信未建，对抗生素的迷信不正是医患双方分外无奈的一种“妥协”？三是稀缺的医卫常识，在公众还沉溺于“排毒教父”林光常、“太医后人”刘弘章、“食疗专家”张悟本等所谓“养生专家”普法的阶段，信息不对称与医卫常识的匮乏就成了抗生素滥用最好的“推进器”。当然，“看病贵”症结悬而未解、居民自付医疗成本过高，也是各色抗生素滥用的关键。

    值得注意的是，抗生素滥用之殇，绝不仅仅在医院的“药方”之上：一方面，尽管早在2003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就发文要求——自2004年7月起，所有零售药店必须凭执业医师处方才能销售处方药——但事实上，几乎没有几家药店墨守禁令，而区区“1000元”的罚款上限更成了制衡抗生素滥用的笑柄；另一方面，食品等领域抗生素渐次露出狰狞的本色，中国科学院北京基因组研究所副所长于军研究员表示，由于用在家畜身上的抗生素的价格低于用在人身上的，所以在家畜饲养过程中抗生素的滥用应该更严重。

    抗生素滥用几可定论，但如何对症下药似乎还须有更宏观、更踏实的视野。毕竟，就算医院不卖抗生素了，它总还有别的去处，而盘踞在抗生素身上的利益关系，显然不是医院与医生所能承受之重。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