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年，有关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的话题受到社会关注。而近期，逃回“北上广”的话题又引发了新一轮热议。一些人回到小城市工作后，却发现自己并不适应，因为在一个熟人社会，做事更要讲关系、论人情，发展或许更难，于是重新选择回到大城市混生活。（《人民日报》10月27日）

    逃来逃去，疲累不堪。“北上广”成了名副其实的“围城”：身在其中，时常纠结；一旦离开，分外留恋。群体选择的背后，是笃定事实带来的价值取向。

    如果说当年的逃离是因为压力，逃回同样是因为压力使然。一方面，二三线城市资源有限，无论是揾工还是创业，都会面临产业布局与资源配置的现实困境。另一方面，体制差异带来理念的冲突。毋庸讳言，二三线城市的办事效率与责任意识与“北上广”的差距远不是一两年的距离，譬如有网友反映少数公职人员“上班时间在办公室打牌，问个事也不理”，如何招商引资、又如何让人安心恋栈？更郁闷的是，这种状态与格局很难通过“监督”或“投诉”的方式加以缓解。此外，二三线城市的“熟人社会”规则是看不见的生活成本，中小城市的物价也并不低，世界扁平化之后，价格洼地难得一见，反而各色潜规则“揩油”之后，还未必能办成事——于是，“北上广”的相对公平性，成了最大的归属感与安全感。

    两害相权取其轻。北上广的高房价与二三线城市的“拼爹”暗涌成为哈姆雷特式难题：选择前者，意味着经济与拼搏的压力；而选择后者，则意味着接受“先赋差距”的决定性作用——换言之，在自己家乡的中小城市打拼，可能底气反而更加不足。 年轻人面临的“两难”，无论是逃离或者逃回，对城市建设者而言都当是警戒。建设良性和谐的城市体系是科学发展的需要，更是解决人居与公平等深层次社会命题的核心。

    “逃回北上广”的悲情寓意包含两个层面：一者，大城市“居之不易”当积极求解，住房、交通、医疗、教育等基础保障工作当有普惠性的举措，公民意义上的权益与自由需要现实的回应；二者，宏观层面当在政策优惠、财政转移、项目投资等各方面关注中小城市需求，促进各层次城市的均衡发展，加强公共服务建设，推进责任政府、法治政府建设。无论是逃离或者逃回，奔走之间，直指社会公平的软肋——而夹缝中的青春，又怎会有梦想随之安顿？

    大城市再大，毕竟不可能真正“海纳百川”，而广阔的二三线城市，才是更磅礴的舞台。如何为中底层群体打通向上流动的路径，营造公平公正的竞争环境，为年轻人搭建一个兑现梦想的舞台——这不仅是改善民生的题中之义，更是地方发展的前瞻之举。     ■邓海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