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革命实践家”的黄兴，对于名分和地位为什么屡屡谦让？湖南这片他生命的源头如何造就了他？辛亥革命中的湖南人为什么会如此集中？

    9月28日，当代中国著名的青年学者余世存，接受本报“辛亥百年”特刊的独家采访，点评他眼中的黄兴，以及他身后的湖南辛亥革命人群，为我们还原更多的历史真相。

    “孙氏理想，黄氏实行”

    黄兴“亦革命成败之关键”

    问：我们知道孙中山是革命的理想家，黄兴是革命的实行家，而在许多人心目中似乎孙中山已经被神话了，黄兴却被冷落了。我们知道其实并不是这样。您能谈谈您眼中的黄兴吗？

    答：你提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对这个问题，学术界的讨论应该是有成果的，即高度肯定黄兴的开国元勋地位。历史上素有“孙黄并称”、“孙氏理想，黄氏实行”之说。孙中山当年说，“黄君……身为同志之所望，亦革命成败之关键。”宋教仁则说：“黄兴与中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章太炎在选总统时更是直言：“论功归黄兴。”

    黄兴读懂了孙中山

    认为他是当之无愧的领袖

    问：黄兴是从湖南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湖南是他生命的源头，也是他文化的起点，您认为湖湘文化是如何造就他的，对他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答：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动员机制上，多在满汉关系上做文章，这种策略天然地引起黄兴等湖南人的共鸣。湖湘文化有对中国文化传承的使命感。“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豪情志气，几乎是湖南人共有的人生底色。黄兴出身一个知识分子家庭，他幼读经史，对革命、男人的事业等等问题都有着湖湘文化中的担当、信念、情怀。他变卖家产支持革命，对朋友如孙中山、刘道一等人能够看到其优长而欣赏敬重之，他为人豪侠刚勇而儒雅风流。

    他自己并非言胜于行者，并非一个想得多做得少的人，他以实干著称，被时人称为“革命党中唯一之实行家”，这也是湖湘文化中极为突出的特征。孙中山甚至总结说，中国革命是“非常的战斗”，它不循常理，而不循常理的事，只有湖南人干得了。

    问：与长期在海外的孙中山不同，黄兴既受过传统文化熏陶，又上过新式学堂，既了解中国国情，又接受了西方民主思想洗礼。传统儒家精神对他的性格打下了怎样的烙印？他的谦让是否与他从小的文化教育有关呢？

    答：在我个人对黄兴的解读中，我觉得这是一个心智较为健康的人，袁世凯说他“胆小识短，易受小人欺”完全是误解，袁世凯那样私心自用的人，是不理解一个受原儒精神影响的志士心胸的。我曾有幸见过黄兴先生的女婿薛君度先生，从薛君度先生身上多少能感受到翁婿两代谦谦君子的神态。

    革命党人多次倒孙中山，黄兴都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一般人以为是谦让，其实这是黄兴的见识高出众人之处。孙中山的人格魅力是一般犬儒难以理解的，他们隔着百年的时光回过头看，以为孙中山是一个说空话放大炮没发挥作用的人，这完全是想当然。我相信黄兴是读懂孙中山了，因此他知道一个时代的到来，需要它当之无愧的领袖。

    湖南在明清变易之际

    是重要的交汇地带

    问：最早参加同盟会的人当中，前面两年一共大概是863人，其中湖南有157人。后来辛亥革命中湖南人也很多，为什么在这个大事件中湖南人会如此集中呢？与地缘政治或是地域文化、性格有关么？

    答：人才的地缘产出是一个极有意思的文明史现象，回答这样的问题需要很长的篇幅或专著。一般说来，山川钟灵毓秀，会对生活其间的人产生影响，遇到大的历史事件，种子破土，人才风云际会，百葩怒放，与日争煌，一时济济。就像南北朝以前，中国文明的重心在黄河流域，人才产出多在此地；到唐中期后，文明重心南移，人才多出自江南；近代以来，以湖南、广东等地为盛……而西方文明重心也有一个转移过程，从希腊罗马到近代欧洲、到一个世纪以来的美国，人才井喷式产出都极为壮观，让我们对中国人说的天地人三才有更深的理解。一个地方的人才兴起一时，似乎把当地的精华都耗尽了。比如四川眉山就有民间传说，眉山出三苏，草木为之枯，是说那里出了苏洵苏东坡苏子由三人后，大地上的草木似乎也没有精气了。

    湖南在明清变易之际，是重要的交汇地带，到顾炎武、王夫之、黄宗羲的时代，道统或说华夏文明的思想前沿转移到湖湘一带，就是说，当时文明的头脑在湖湘。当以京师朝廷为中心并团结在其周围的翰林院、士林、文苑不再提供与文明匹配的思想，不再提供安身立命的人格象征时，湖湘文化应运而生，担负了这一历史性任务。到太平天国之乱，湖湘文化的主导地位几乎是牢牢确立了，用现在的时髦话语，它是先进性文化的代表，只有它的影响教化下种子才会发芽、成长、壮大。

    问：可否为我们分析一下湖南辛亥革命人群的特征？他们从整体上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色彩，有什么优点与不足呢？

    答：我对此没有太多的研究。有一个说法是，没有湖南人就没有辛亥革命。回过头看辛亥革命，湖南人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如果把湖南辛亥革命人跟曾国藩、胡林翼、左宗棠等湖南清末中兴重臣，以及毛泽东、刘少奇、彭德怀等湖南中共革命人等放在一起比较，就更能看出湖南辛亥革命人的特征。他们的出身、文化教育程度似乎居中，比曾胡左不足，比毛刘彭有余。这也可以看出，西方打开中国大门，中国应对产生的革命先行者们的阶级阶层身份，是逐代递降的。曾胡左的改良性、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由此可见。到了中共，穷苦人出身的知识分子领导的革命，才真正使中国“换了人间”。

    ■李婷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