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爆发。

    那个从武昌逃跑，引发清王朝轰然崩塌的湖广总督瑞澂，在当天上奏朝廷的电报中就预测道，“革命党人是把湖南当作最早支持革命最有希望的地方”。

    瑞澂说得一点没错。

    武昌起义后，长沙就是一个充满革命的火药味的“火药桶”。继武昌起义12天后，即10月22日，300多名新军，成功攻入长沙城中，赶跑湖南巡抚余诚格，成为全国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中心城市。长沙光复不但解除了武汉的后顾之忧，并派兵援鄂，更促使全国十余省份继此之后陆续宣告独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由此创建。

    为什么长沙成为辛亥革命的首应之城？在这个“火药桶”中，长沙城的革命，是怎样闹起来的？在10月22日那一天，长沙城里那位18岁的青年毛泽东的眼中，看到了什么？

    壹

    “火药桶”中的辛亥长沙城

    武昌起义后第三天，湖北革命党人潜入长沙

    长沙成为辛亥革命继武昌首义之城后的首应之城，除了湖南在晚清一直具有优良革命传统外，洞庭湖南北两省的反清革命实际上在辛亥革命之前，就已经形成了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

    1904年，因起义计划暴露，湖南的会党领袖马福益被杀，黄兴等革命党人纷纷逃离长沙；1906年，萍浏醴起义失败，禹之谟被虐杀。湖南的反清骨干力量因为这两次失败明显减弱，不及武汉。但在1911年武昌起义前夕，湖南革命党人焦达峰、阎鸿飞、杨任已潜至武昌，参加会议。他们和孙武、蒋翊武约定：“中国革命以两湖为主动，如湖北首先起义，则即日响应；湖南首先起义，则湖北即日响应，两湖能同时举义更好。”

    武昌起义后第三天，湖北派蓝综、庞光志携蒋翊武的介绍信，到长沙太平街贾谊故居内的革命机关体育社找焦达峰和阎鸿飞。湖北革命党人由此与湖南的革命党人取得联系。 就在革命党人暗中发展和壮大革命力量之时，以谭延闿为代表的湖南立宪党人，也知道在当前形势下革命无法避免。但是立宪党人既要革命，同时又希望能避免暴乱。为了“统一战线”，他们还向当时实际总绾长沙巡防营兵权的黄忠浩反复劝其投身革命。就在长沙起义前夕，党人还致函黄忠浩，请其率兵反正，数日之间，约七八百件（信），但黄却不为所动。 为了分散革命势力，黄忠浩还劝湖南巡抚余诚格，将长沙城里可能发动革命的新军成批调出城外。

    12天之间，长沙新军起义两次流产

    在10月10日武昌起义到10月22日长沙起义的12天之间，驻扎在长沙城外的新军，至少发生两次不成功的新军“起义”。

    一次是阴历八月二十五日夜发难，结果因为炮弹被收缴上交无法鸣炮为号而告不成。八月二十七日因军营防范严密，无法举火为号，引起部队新军士兵在哨声中半夜惊起，持枪群聚野外，喧呼革命，但却无人组织和领导。不久，新军军官全副武装赶来，呵问怎么回事。新军士兵无以应对，只能默默离去。但军官惧怕引起事变，亦未就此深究。

    长沙城内的革命党人也躁动不安。革命党人吴作霖在长沙决定起义的前一天，左思右想觉得革命党人力量微薄，“一时举事失败，革命未成，而湘省先成齑粉，辗转思维，彻夜不寐，欲求一避免流血之法，只有恐吓、劝诱同时并用。”就在长沙起义前一天早晨，他闯到今民主东街的湖南谘议局（今省总工会），当时号房刚起床，他厉声责骂：“我是革命党人，不怕死的，我姓名叫吴作霖，我手下已有三千来人，分驻满城旅馆商店等处，除各有炸弹、短刀外，人备火柴一盒，将来举事，只要各将火柴刮燃，就可将长沙全城烧为平地。你们这帮议员，号称人民代表，现已死到眉毛巅，这时还不到局，要他们干什么！”愤愤然扬长而去。此事一时传遍长沙城，让人顿感长沙随时会像火药桶一样轰然炸得全城稀烂。其时长沙城内的玉泉山、火宫殿等处，革命党人散发传单，激昂演讲，司空见惯，警察因担心引起公愤，不再愿意过度干涉。城市革命的狂热气氛让人有窒息之感。 

    （下转A2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