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他们第一次秘密的正式聚会，参与者才13人。 28年后，他们推翻了独裁政权，建立了一个全新的人民共和国。从赤手空拳到大国崛起，他们几经挫折，他们突围奋进。他们，靠什么赢得天下与民心？

    6月18日，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博士生导师谢春涛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坦诚解读“中共的成功之道”。

    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记忆版”特别推出“不能忘却的记忆”特刊，选摘谢春涛教授讲座的部分内容以飨读者。

    主题问答

    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答：犯错的动机、愿望是好的，是好心办坏事；犯错误期间也有重要的成就；犯了错之后，领导人同老百姓同甘共苦；深刻地总结犯错的教训，换取了巨大的历史进步。

    选摘关键词： “文革”与毛泽东 、邓小平

    ◇几年前有一个越南人问我： 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我说就因为我们发生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人头撞了南墙， 撞醒了， 撞得头破血流， 所以我们义无反顾， 纠正了过去的错误， 走上了一条新路。 

    权力斗争只是表面现象

    “文革”很复杂，它的起因至今众说纷纭。流传较广的是所谓权力斗争说，说“文革”是中共高层、特别是毛泽东刘少奇之间权力斗争的结果：“大跃进”失败，毛泽东退居二线，威望降低，刘少奇主持日常工作，收拾残局。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感觉到刘少奇越来越不听招呼，下决心把他打倒，就发动了“文革”。这个解释似乎顺理成章，毛泽东也不掩饰、不隐晦他发动“文革”的直接目的就是打倒刘少奇，夺他的权。

    但是我认为这是直接原因、表面现象。如果用这个解释“文革”，有几个重要问题说不清楚：比如说毛泽东发动“文革”，如果仅仅是为了打倒刘少奇、邓小平，为什么还要打倒一大批老干部？为什么老干部“文革”初期就被打倒了，“文革”还要持续十年之久？为什么持续十年之久，毛泽东都不罢休，后来又讲，这样的政治大革命要过七八年再来一次？

    另外，毛泽东很长时间内对刘少奇、邓小平非常欣赏，他的不满意是从1962年开始，主要是所谓“三自一包”。为了解决“大跃进”造成的困难，安徽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不少领导人热情支持。刘少奇讲应该起草一个文件全国推开；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讲，不管黄猫黑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所谓“猫论”就是这个时候、针对这个问题讲出来的；还有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陈云，专门向毛泽东建议，推广责任田；还有国务院主管农村工作的副总理邓子恢也写报告，建议推广。毛泽东不同意这些意见。在他看来，党内刮起了一股单干风，越到上层越大，主张包产到户的人，是站在地主、富农的立场上，替他们打主意。“三自一包”在毛泽东眼里，变成了修正主义资本主义的纲领。所以，在他看来，刘少奇、邓小平就成了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为了使党不变修，国不变色，就得把他们打倒，夺他们的权。我认为毛泽东当年就是这样一种逻辑。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

    当然我们今天回头看，这个判断肯定是错的，但是为什么有这样的判断？我认为缘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他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固守了苏联模式的基本特征，我概括为四个单一：单一公有制、单一计划经济、单一按劳分配、单一农业集体经营。毛泽东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看到了苏联模式的一些具体弊端，但是这四条，他当成了社会主义经济的基本特征。

    再一点，毛泽东对理想社会的追求。有三点他特别强调，第一，社会成员收入差距不能大。他特别反对收入差距太大。第二，强调干部得同老百姓完全平等。他特别怀念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第三，强调精神上高度纯洁。一出戏，一本书，一部电影，都怕弄出所谓“封、资、修”的东西来。毛泽东这三个方面的理想，我们没有理由说它不好。问题在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要推行，肯定有阻力。比如收入差距当年小到了近乎于平均主义的地步，肯定调动不了积极性。干部这里有阻力就开始教育，教育半天发现，好像老干部变“修”了，干脆打倒，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再提拔王洪文这样的所谓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后来对王洪文失望，因为能力比不上老干部，享乐腐化有过之而无不及。对农民也重视教育，每到冬春农闲时节，发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但教育来教育去，发现农民老是想着多养几只鸡，下点蛋，集市上卖掉，买点生活用品。后来一度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每家每户养鸡的数量，甚至一度关闭集市贸易。用这样的办法实现理想社会，当然不可能。

    毛泽东在“文革”之前看到了党内的阴暗面，但他解决的方法错了

    毛泽东晚年发现理想社会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1976年春节，毛泽东的身体已经不好了，他在病中看了一场电影，电影的名字叫《难忘的战斗》，当他看到电影当中，解放军进城受到老百姓自发热忱欢迎的镜头的时候，他放声大哭。哭什么？我认为他是触景生情，联想到他努力追求的理想状态的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军民关系，不光没实现，反而不如建国初，更不如建国前，他的理想跟眼前的现实这个巨大的反差，让他伤感。

    所以我赞同1981年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一个基本判断，“文革”对毛泽东个人来讲，是个悲剧。他在“文革”之前看到了党内的阴暗面，比如有的领导干部高高在上，脱离群众，甚至有人鱼肉百姓。毛泽东容不得这个，要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方法错了。今天我们看得很明白，要想解决干部不脱离群众的问题，关键是靠制度，靠权力监督制约。而当年毛泽东用得更多的是打倒夺权的方法。这样的办法代价太大了，成本太高了，如果权力制约(制度)跟不上，也不可能根本解决这样的问题。我觉得他的失误、他的教训在这，但是愿望是好的。

    邓小平爱谈历史，谈的基本上都是犯错误的历史 

    中国共产党是不回避错误的。特别是“文革”结束之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深刻地总结了过去犯错误的教训。大家知道，邓小平的经历很特殊。“文革”中被打倒了两次，这个经历使他在党内对“文革”教训的思考，比别人都多而且深，可以说真正大彻大悟。如果我们翻一翻《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很容易发现：邓小平爱谈历史，谈的基本上都是犯错误的历史。 他的很多重要的基本论断，就是这个过程中谈出来的。比如：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没有民主法治也不是社会主义。这些都是他的基本判断，用的全都是否定的句式结构。我觉得，都是针对当年的教训、特别是“文革”之中的教训阐发的。

    所以我们的错误没有白犯，代价没有白付，换取了巨大的历史进步。几年前有一个越南人问我：为什么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起步最早？我说就因为我们发生了一场“文化大革命”，使中国共产党人头撞了南墙，撞醒了，撞得头破血流，所以我们义无反顾，纠正了过去的错误，走上了一条新路。 (下转A2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