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A26版)
主题问答
问: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巨大成就?
答: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改革极大地解放、发展了生产力;开放带来了大量的人类文明的共同成果。
选摘关键词 改革开放 1978年谷牧、邓小平出访
◇ 改革、开放两个词我们从来都合在一块儿说,改革在前,开放在后。但是,从实际进程来看,我认为应该是开放在前,改革在后。
◇ 李光耀这个话,邓小平听了作何感想,我们能够想象得出。这样的认识,对邓小平而言是刻骨铭心的。
开放在前,改革在后
从1978年改革开放开始,改革、开放两个词我们从来都合在一块儿说,改革在前,开放在后。但是,从实际进程来看,我认为应该是开放在前,改革在后。为什么1978年能决定改革开放,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领导人到发达国家和地区出访,受到了刺激,受到了震撼。有两次领导人出访,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兴起有直接作用。
一是谷牧副总理1978年5月份出国访西欧五国。回国后他向中央政治局作过一场汇报,写过一份书面报告。谷牧汇报了他看到的现象,比如已经形成路网的高速公路。1978年中国一公里高速公路也没有,绝大多数中国人根本不知道高速公路是什么东西。谷牧也汇报了西欧五国政府为进入中国市场,纷纷表示愿意向中国政府提供优惠贷款,甚至是无息贷款。谷牧讲完后,政治局的主要领导华国锋、叶剑英等等纷纷发言,主张用西方的贷款,买人家的设备,学人家的技术和管理。就在1978年6月的这次汇报会上,中央领导层已经有了对外开放的初步共识。
再有就是邓小平出访。邓小平1978年10月访问日本、11月访问新加坡,对他影响极大。
这样的认识,对邓小平而言是刻骨铭心的
邓小平访日,坐了新干线列车,人家问他什么感受,他说:快,有催人快跑的感觉,中国现在就需要跑。他又参观了松下公司、日产公司,告诉周围的人知道了什么叫现代化。后来他讲过,中国跟发达国家的差距,不是十年,也不是二十年,而是四十年、五十年。在这之前,中央已经确定,上个世纪末,我们要基本实现现代化。在这之后很快把现代化的目标改成了小康。
访问新加坡,他受到了更大的刺激,因为他1920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在新加坡停留过。那时候新加坡什么样子,他记得。58年后再去看,不一样了。他当面向李光耀总理盛赞新加坡的成就,李光耀回了一句客气话:我们国家小,好办事。邓小平就接了一句,国家小确实相对容易点。但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真是取得了巨大成就,他接着讲了一段话,说新加坡的第一代华人基本上是广东福建的苦力,在老家实在过不下去了,闯南洋到了新加坡,新加坡的成就是他们和后代们干出来的。而当年,凡是家境好一点、有点文化的人,都留在了中国大陆。他说,中国大陆不仅可以赶上新加坡,而且应该超过新加坡。
李光耀这个话,邓小平听了作何感想,我们能够想象得出。人家苦力干出了这个成就,你那些精英干得怎么样了?所以后来邓小平说了这样的话:长期封闭、半封闭,使人愚昧无知,我们要改革要开放,要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否则,死路一条。
我觉得,这样的认识,对邓小平而言是刻骨铭心的。这样的认识,就在随后召开的1978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变成了整个领导层的共识。三中全会作出了几个决策,要改革开放,要实现工作重心转移,要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成了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点。
现场问答
腐败问题能逐步解决,我一点不怀疑
问:现在民众对党员干部的腐败问题深恶痛绝,一个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尴尬?怎么才能解决这个问题?你对反腐败有信心吗?
答:为什么这些年腐败高发多发?我觉得一个基本的原因, 在于我们是体制转轨时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体制的、政策的漏洞比较多,腐败问题就容易发生。马上在短时间内建立一个健全的体制控制腐败,事实上不可能。我觉得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我们传统文化当中负面因素的影响。比如从古至今,在很多中国人眼里,升官发财是连在一起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一个家族里头出了个高官,恐怕亲戚朋友都指望他办事儿。如果这个官比较廉洁,不办私事,至少会挨骂。还比如中国人情社会,有的人办点事儿,先想着找同学找朋友送礼请吃饭,很多人对公款吃喝破口大骂,但一旦有机会吃了,可能照样吃得心安理得;现在连幼儿园的孩子都考虑着给老师送礼了。这对于我们的反腐败, 都是不利的因素。
但是这个问题的治理不是没希望的。我觉得这些年来中央靠三个方面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是严厉惩处。发现了的就惩处,不管位置多高功劳多大。第二是教育。中央现在绝不仅仅教育党员、领导干部,还意识到需要教育全体公民,力求整个社会形成一个有利于廉洁的文化氛围。第三是制度,用权力监督制约权力。十七大报告说得很明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这些年来,制度建设已经采取了很多措施,现在有的地区比如广东顺德,改革力度极大,四十几个部门合成十几个部门,政府的有些权力放弃了、改变了。
还有一条也能解决问题,那就是舆论监督。现在特别是互联网的监督力度很大,贪官们都怕互联网。最近大家注意到沈阳有一个区的工商局长,因为他儿子开的面包店卖过期的粽子,他居然领着人去大闹报社,闹的结果,马上被弄起来了。我敢断定这个人完蛋了。网络的监督力度很大。另外大家要注意,我们的官方媒体,像人民日报、新华社,监督的力度也比过去大多了。
所以我想,几个方面的措施共同起作用 ,腐败问题虽然不会在短时间内有根本的改观 ,但是能逐步解决,我一点不怀疑。新加坡、香港的例子可以增强我们的信心 。新加坡、香港在几十年前一度也是腐败非常严重的,但现在这两个地方每年国际排名都位居前列,他们也是各方面努力共同作用,才有了今天的局面。■整理/肖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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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春涛,著名党史专家。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中共党史学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出版有《大跃进狂澜》等专著,主编有《共和国五十年图史》、《中国简史——从孔夫子到邓小平》(英文版)等书。因工作的关系,他每年都有很多次机会与境外人士接触,向他们介绍中国共产党。近期主编出版的纪念建党90周年重点图书《历史的轨迹: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围绕国内外读者共同关注的中共发展历程中的13个重大问题,剖析了中共能够取得成功的历史轨迹与原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的成功学,引起巨大社会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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