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前，湖北监利农民涂纪文在广州打工时身患尿毒症，工厂老板刘锦成花了20多万助其换肾。病愈之后，刘锦成再次接收涂纪文到厂里打工，并为其承担了10年间的药费，前后为涂纪文共花费五六十万元。

从爬楼讨薪到厌世跳楼再到罢工涨薪，日趋紧张的劳资关系成了一个时期来的热点话题。见多了剑拔弩张的暴躁场面，听多了文攻武卫的血腥故事，不禁要温习阶级斗争的如烟往事——这老板与劳工之间就真的只有僵冷的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他们之间就只演绎着剥削与被剥削的经济学公式，越拉越大的贫富差距就完全割裂了人与人之间的共同的情感联系？

如果只能是这样，那人们不禁要开始怀疑人生——辛苦的劳动成果大部分被无厌的资本攫取，留给自己的只是单调疲倦的工作，直到灯枯油尽也只能在无援无助的孤苦境地里自生自灭——那样的人生恨长苦短，有何希望，有何眷恋？生活在困苦的社会环境里，对富人也不是件乐事——谁能在呻吟哀号中独自安然入眠呢？

幸好不是那样，尽管时有阴云蔽日，但总有人性的冬日暖阳给人以光明与希望。大义老板倾情相助打工仔的事迹告诉大家，其实劳资间还有这样一个范本：腰缠万贯的老板对一名当保安的普通员工也不遗余力，尽心帮助。在刘锦成的心目中，没有老板与打工仔的身份界限，也没有什么“做出特殊贡献”的员工与普通员工之分，他说：“人命关天的事，如果连这个忙都不帮，赚再多钱又有什么用呢？”这朴素自然的语言表白闪现着善良的人性光辉——所有人的生命都是平等无差别的，与生命的价值相比，财富显得微不足道。

应该说，刘锦成的生命价值观、财富观是每一个有担当、有责任的企业家都该具有的普世价值观。如果没有对生命价值的认同，如果没有对人性底线的恪守，如果只有对财富利益的斤斤计较，那迅速集中累积的财富与高速发展的经济，对大多数人来说毫无意义，甚至是毁灭人间情义的灾难工具。实际上，现代经济制度在增强企业盈利能力、加速财富集中的同时也转移了更多的责任。其中“保障企业职工的生命、健康和确保职工的工作与收入待遇”就是企业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之一。

由此而言，刘锦成的义举不过是尽了本分，但他之所以值得褒扬，是在连一部分自诩为领先企业都无视员工权益的时候，他对企业的社会责任有清醒的自觉意识。与那些老板亲戚得了血癌就要搜集员工血液配型，却又苛待员工到跳楼的企业相比，实在有天壤云泥之别，不可同日而语。

■赵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