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总以为，只要不提起，那个时代，就只是一段已死的消失的记忆。经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已经逐渐带着只属于他们的时代的烙印老去，偶尔发出一点抗争的声音，也只是一瞬间，便被淹没。

韩东发出他的声音，不是抗争不是控诉也不是忆苦思甜，他如一个行走在时间里的行吟诗人，把那个逐渐从生活中走远的特别时期的故事，用歌吟的方式，讲给你听。

韩东

南京人，因为属牛，所以注定笔耕不辍。

8岁随父母下放苏北农村，被“知青”的时候还是个孩子。

著有小说集《西天上》、《我的柏拉图》、《我们的身体》，长篇小说《扎根》、《我和你》、《爸爸在天上看我》，最新长篇小说《知青变形记》，诗文集《交叉跑动》，散文《爱情力学》，访谈录《毛焰访谈录》等。

知青,已经或者正在成为一种历史。而关于历史,我们知道,有历史学家的历史,也有作家、文艺家的历史。后者(作家、文艺家的历史)因其方式是情感、 故事的,更能进入大众的欣赏视野,也更能形成关于历史的氛围、概念。文学或文艺塑造历史,赋予它鲜明的情感方向。  

知青的历史距今已经有四十个年头了，一个小说家,有责任连接历史与想象,连接真实与虚构,在二者之间架设一座交汇的桥梁。虽说知青题材的文艺作品最终将掩埋关于知青的历史真实,但愿其中的文学提供给后人的想象更复杂多义一些,更深沉辽阔一些。一个作家、一部作品不能办到的事,那就由一些作家、很多部方向各异的作品共同趋近。

《知青变形记》只是其中一个人的一次努力。

——韩东

开始的一段时间里，我对《知青变形记》这个书名一直不太认可。有一天，却幡然醒悟，觉得它未尝不是透露了一种深藏的人生况味。

人们看到“变形记”三个字，首先想到的必是卡夫卡的名篇《变形记》，想当然认为它将是一个超现实的文本，因为在卡夫卡笔下，主人公一朝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甲虫，这个荒诞的故事，以极端的方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人被“物”挤压、胁迫，终至异化为非人的真相。而韩东的文本，看似那样波澜不惊，似乎只着迷于对现实的白描。然而事实上，这却是一个更为荒谬的故事。人异化为物，是一种典型的西方想象，他们关注的是人、物之间的紧张关系；而韩东的故事中，人永远难逃的恰是同类的迫害，自上而下的，以及同一境遇的。专制的恶魔笼罩之下，是一派尊严被彻底践踏、人性被迫泯灭、个体贬若尘埃、形同蝼蚁的荒凉图景——

知青罗晓飞为争取回城，积极表现，主动要求饲养生产队唯一的一头耕牛。不料母牛病倒，在公社人保组的非法审讯之下，本是同根生的知青同伴暗指根源在他——在永留乡村的巨大恐惧之下，他们向强权和谎言低头，把一个性压抑时期的无聊玩笑，残酷地当成事实加给同伴，于是他们从同伴的头颅上苟且迈过，追逐想象中的希望，而同伴从此坠入无底的深渊，往生往死万劫不复。罗晓飞成为强奸生产队母牛的“奸牛犯”，故而“破坏春耕生产”的罪名成立，当立即枪决。正逢此时，村子里两兄弟打架，哥哥失手打死了弟弟，因害怕偿命而致一家两命俱殒，村民们秘密抢下罗晓飞，调包顶替。于是，名义上的知青罗晓飞死了，事实上的罗晓飞却在“范为国”的名下意外获得了新生。

但我们继而悲凉地看到的，并非偷生的庆幸，而是那个顶着农民“为国”名字生存的人，事实上在起死回生的那一刻，已经失去了灵魂：“此时村子上的人声渐渐远去，就像随着那个名字把我的一切都带走了，我觉得自己就像是一具躯壳，轻飘不已，不由得一阵眩晕。继芳慌忙伸过两只手来，被我一把抓住，我抓得很紧很紧，就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是的，一夜之间，继芳这个范为国的老婆就成了他的老婆，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最终甚至还成了他的遮阳大树、他的家园、他的归属。难逃的宿命之下，他似乎获得了温暖与安全，也淡漠了生死、身份的纠缠与焦虑，他再也不会问“我是谁？”他来到“知青罗晓飞之墓”，对着坟包三鞠躬，说：“听好了，罗晓飞，你已经死了八年了，也应该安息了，从今往后这世上再也没有你这号人了。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或长或短，都是一样的，都得死，死了以后就再也不分彼此了。”

——当一个人的身份可以在阴阳两界任人处置，当希望等同于绝望，于是村妇便是女友，乡村便是城市，今天便是明天，生便是死，他人便是自己。于是丧失便是得到。甚至无所谓得与失，也无所谓身份，无所谓真假。同一副躯体扮演了两个角色，同一生中，经历了前世和今生。

一个最荒谬也最真实最震撼的故事，所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必将从中认出自己的影子。韩东再次出色显示了运用语言的能力，并较之前四部长篇，在结构上更得心应手，干净的文字，节制的叙述，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回首了曾经经历的疯狂。一个知青跨越生死的非凡故事，饱含了民族的伤痛和人生的苍凉。

■朱燕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