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承 著

新星出版社

“季羡林把家接来了！”

1951 年姐姐高中毕业，考入天津大学土木工程系；1952 年我高中毕业，考入北京俄语专修学校（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前身）。1955 年夏初，叔祖父因患癌症病逝，1955 年下半年，我和姐姐都被分配到北京工作。

在北京，我和姐姐经常相约在星期天去看父亲。父亲一个人住在中关村北大的宿舍里，房间无人收拾，卧室由于朝北，窗户缝隙很大，吹进了很多灰尘，父亲就蜷曲着睡在床上，冬天更是寒冷。我和姐姐看了以后很不是滋味，又想到母亲和叔祖母两位也是孤苦伶仃地在济南生活, 那为什么他们不能住在一起，互相照应呢？

一般说来，我和姐姐去看父亲，事前都要商量一下，今天要和父亲谈什么。把济南的两位亲人接到北京来是最重要和最难开口的事。一次，我和姐姐去看父亲，终于涉及家庭在北京团聚的事，父亲竟直截了当地对我们说：“我和你妈没有感情。”

20 世纪50 年代的中国，在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后，便是三年困难时期。粮食不够吃，副食品极度匮乏，叔祖母和母亲在济南也是处于半饥饿状态，这次我们的决心是，一定要把叔祖母和母亲接来一起生活，如父亲不同意，就让她们和我住在一起。我们再也不能让叔祖母和母亲孤零零地在济南生活了，当然也不愿意再看着父亲过单身汉的生活。我们把这个想法对父亲说了。他未置可否。

1961年，我把叔祖母和母亲接到北京，就住在我的宿舍里。同时我给北大校长陆平写了一封信，请求组织上批准将叔祖母和母亲的户口迁到北京，让她们和父亲团聚。陆平校长非常重视，很快就写报告给北京市委，彭真书记也迅速地批准了北大的报告。不久，叔祖母和母亲就到北京和父亲团聚了。

“季羡林把家接来了！”这一消息不胫而走，轰动了整个北大。北大领导对父亲安家非常关心，立刻在朗润园分给他一套四居室的公寓。东语系的工作人员，特别是李铮、徐淑燕夫妇，忙着买家具，布置屋子。买书柜是最重要的事，除此之外，他们还特地为父亲和母亲，买了一张大双人弹簧床，在当时说来是很奢侈的。可是把大床布置好以后，父亲却很不高兴。他不愿意和母亲睡在一起，他的想法是要和母亲分开睡，并且他要独睡一室，否则他睡不着。这样一来，他们只好把双人床退掉，换成单人床,又把母亲的床安在客厅里，才算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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