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夏逸轩
一段时期以来,不少地方出现建设陪读社区、陪读公寓的探索。从解决群众急难愁盼来看,这份为民办事的出发点值得肯定,但善意不等于无需审视。
(10月30日 《新华日报》)
如今,陪读已从个体选择演变为社会性现象。舆论常归因于家长攀比和焦虑,可现实是:县域优质资源向城区集中,城乡校际差距客观存在。对普通家庭而言,陪读更像是在现有资源格局下,为孩子争取一份“不掉队”保障的无奈选择。
公共财政投向,本身就是无声的政策信号。国内已有务实样本:江西余江建设陪读楼,同步配套就近就业岗位;贵州惠水盘活撤并学校闲置校舍,改造为平价陪读公寓。这些地方没有孤立看待陪读需求,而是把民生配套和教育均衡的大方向结合起来。
然而,现实中有一种值得警惕的倾向:不少地方把建设陪读配套当成应对择校、陪读热潮的解决方案。只在“焦虑的下游”补齐居住、生活条件,却没有同步加大对薄弱学校的资源供给。如此一来,公共配套被动承接大量陪读人群,无形之中强化了一种社会认知:想要获得更好的教育,就要进城、就要陪读。
由此,形成一套自我强化的循环:优质资源向少数学校集聚,大量家庭随之进城陪读;生源持续外流,又进一步削弱乡镇学校办学能力;校际差距拉大,反过来倒逼更多家庭加入陪读队伍。
当前,国家持续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正是要从源头拆解这套内卷循环。地方公共政策不能仅顺着内卷的现实逻辑去修补,而要致力于改变催生内卷的土壤。譬如,推动教师轮岗常态化,做实城乡学校共同体建设,推动优质数字教育资源下沉,办好每一所家门口的学校,从根源减少家庭“不得不陪读”的现实压力。对已经落地或者规划中的陪读类项目,不妨多配套就业帮扶等功能,减少陪读代价。
民生好事,既要看得见群众当下的急难愁盼,更要看得清教育发展的长远走向。多在资源均衡的源头深耕,少在焦虑末端简单补位,让教育回归从容的本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