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燕农

    日前，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在官网发布《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修改稿征求意见稿）》，将此前审议稿引发争议的老师可对学生“罚站罚跑”的条款删除，并将具体的惩戒规定下放给学校主管部门，在全国率先用立法赋予老师教育惩戒权。有专家建议，给予教师自主裁量权，让学生参与规则制定。

    （11月18日 《北京青年报》）

    广东拟在全国率先用地方立法赋予教师教育惩戒权，是值得肯定的。《广东省学校安全条例（草案）》初审稿规定，中小学校学生在上课时有违反学校安全管理规定行为，尚未达到给予纪律处分情节的，任课教师应当给予批评，并可以采取责令站立、慢跑等与其年龄和身心健康相适应的教育措施。而今的征求意见稿将“站立慢跑”等措施删除，既体现了立法过程的审慎性，也从侧面表明教育惩戒权“标准化”落地仍有难度。

    一方面，在相关法律规定层面，《未成年人保护法》等规定“不得对未成年人实施体罚、变相体罚或者其他侮辱人格尊严的行为”，《义务教育法》《教师法》也都对保护未成年人、禁止体罚作出了相应规定。另一方面，《教育法》《中小学班主任工作规定》等明确“可采取适当方式对学生批评教育”“可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者处分”。然而，教师批评教育权、处分权的边界，以及体罚、变相体罚的边界，都没有被廓清，也缺乏明确的指导性标准，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育惩戒权的明晰化。

    随着社会的文明累进，学生和家长的权利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但也存在对法律法规“自我解读”的现象。一种出于教育目的的惩戒，在家长和学生看来或许就是变相体罚，甚至被认为是侮辱人格，教师或许就会认为这是批评教育权的范畴，加之教育惩戒所带来的“不适感”，既包括生理层面的，也包含心理层面的，很难明确界定惩戒措施是否适度与合理。这种之于同一事物的不同解读，在某种意义上反映的是家校之间的观念分歧。

    从古已有之的“严师出高徒”，到禁止体罚后一味提倡赏识教育，再到当前明确教育惩戒权，这既是教育理性演变的过程，也都表征着不同年代社会认知的基础。从赏识教育到赋予教育惩戒权的过渡，首先需要构建新的教育共识，让家校之间在同一个频道上讨论和交流孩子的教育问题。或许只有如此，教育惩戒权才会尽早落地。应当明确和重申的是，教育的底色应该是春风化雨，但“老师不敢惩戒，受害者最终是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