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姚瑶

    龙应台在《慢看》里写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位学者去贵州考察，看见数十农人耕种，另外有数十农人蹲在田埂上看着，从日出，到日落，日复一日。学者受不了了——难道一批人工作，需要另一批人监督？于是，他跑到田边去问那蹲着的人：“你们为什么看他们耕作？”

    蹲着的人仍旧蹲着，抽着烟，眼睛仍旧濛濛地看着田里，用浓重的乡音说：“就是看呀，没事干！” 

    想象着这般情景，我发现自己的灵魂竟然悠然走神，叹息起来：“蹲在田埂上看田啊，真好。”

    生活里，人们总是神色匆忙，似乎一分一秒也等不及，我不知道是什么催促着人们往前跑，但我知道，那不是时间。

    读过一篇描写印度生活的文章，里面说，与中国人比起来，印度人的生活真是慢到了让人恨不得要猛抽一鞭子的地步。

    新德里很多的中产阶级家庭，早起后，先泡杯印度早茶，再从信箱里取出报纸，不紧不慢地从头读到尾，不时与家人讨论一番政治局势、股市走向或明星八卦，然后进早餐，再出门上班。

    不紧不慢的印度人，喜欢做两件中国人已经少做的风雅之事——仍然喜欢阅读哲学、文学和灵修之书；仍然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辩论这件美好而无用的事上。傍晚的咖啡馆里，常会碰见三五朋友坐而论道，争论着一些相当严肃但基本上与日常生活无关的话题。后来读到印度籍诺贝尔奖得主阿马蒂亚·森的著作《爱辩论的印度人》，才知道“争鸣”是印度自古而来的传统。

    人们总爱问什么是好时光，想了一下，眼前跳出两幅画面：一场旅行，没有时刻表，没有一个人用权威的声音说何时返程，你静静地看流动的河，闲适地逛每一间商店，仿佛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安身立命；一个家，门前有土，可种植物，你就坐在土地旁，看日落日出。